本來我要為五月十六號在台南台灣文學館舉行的一場演講寫一份講綱，題目是〈李白同誰將進酒〉，可是這幾天東鄰失火，順便用這場火說說年輕人李白和已經一百多歲、不算年輕的盛唐之事───酒杯還不要急著舉起來。
一群憂心忡忡的教授先生們真個是不畏強禦，發難得罪了幾乎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他們指控年輕人文化水平低落，不讀聖賢書；大約也因之而忽興「噫！天喪予，天喪予！」之歎。只不過當年的孔老夫子歎的是新死的顏回，而今之教授先生們歎的則是將亡的文化。孔子讓我們體會到他疼惜弟子的情感，而今之教授先生們則讓我們揣摩著「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的憤慨。
年輕人以網上熱烈的「發言行動」回擊了！───「發言行動」不只是一個贅詞，也是一個矛盾語，但是真實無比地具現了年輕人「以發言為行動」的意志。他們的聲音很大，教授先生們所有關於文化認同、傳統繼承、教養存續的焦慮與關切完全被反挫而淹沒，他們被貼上黨國機器或政治芻狗的標籤看來很難洗刷，誰叫他們設定了一個廣大不知其際涯、而複雜不明其端緒的假想敵呢？
年輕人真可以說：「『年輕人』是你們可以隨手指點、隨意羅織的嗎？」「文化是甚麼文化？」「低落又是怎麼個低落？」甚至說：「文化低落之控果若屬實，那小爺我還真就不要你們那一套文化了。」
近世以來，關於文化之「類以群分」的大論戰多矣，每一論，必直指文化者何，大部隊在基本字詞用意上刀槍劍戟，天昏地暗，人困馬乏之後，才發現：都是把問題說大了的緣故。雖然，若不藉助於迂闊而托大的命題，似乎也不足以吸睛招魂；可是大話說多，到最後似乎都是不了了之。
殊不知：說高了，文化是生活的總體記憶與反省；無所不是，無所不在也。說低了，舉凡是生活裡反射出來的一切思維、感性形式，乃至於舉止，也都是文化。發起「年輕人文化水平低落」之控的教授先生們懷抱著某種單維的標準，以為非聖賢書不足以博文約禮，一竿子不但打翻了他們認為不會游水的人，也打翻了泳技不如他們的人，既屬落水之人，索性翻船一快。教授先生們熱愛中華文化，卻恰是代表了中華文化裡特別惹人生厭的一種嘴臉，甚麼嘴臉呢？就是「我可沒有年輕過」的嘴臉。
我還年輕的時候，和李壽全合作過一首電影主題曲，歌名原先叫〈模糊的未來〉。當時新聞局以為國家的前途一片光明，未來豈能模糊？遂勒令唱片公司改名，那首歌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被迫更名為〈未來的未來〉───簡直就是一句廢話。而在當時，這一群教授先生裡的某一位（已經是知名的教授和文壇前輩），居然還在報端發表鴻文，強辭指責這首歌反映出「年輕人」沒有中心思想、不能積極掌握自己的前途，如今想來，也就是附和著國家機器的主旋律，向年輕人訓話的調子。若在政治形勢更嚴峻的五十、六十年代，這又何異於就是協助當局、揪出灰色思想份子的那麼一個意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