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後，旅居美國的小說家劉大任寫過一篇文章替〈模糊的未來〉申冤，其字句詳細，我已不能記憶，大旨則是反駁那位教授先生：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裡，看不見未來、或者是未來一片模糊，也終須要從社會的現實面討問的。這種討問之聲不可被壓抑，而這才只是民主社會之初步而已。
未料時隔多年，教授先生們還在這初步之上趔趄。
我已混到了與劉大任和那位教授先生彼時相當的年紀，再也不是年輕人，但是我總記得、老記得自己年輕過（這是很傷心的事，我知道），然而歲月的磨洗讓我明白：那些曾經正確了幾千年的大道理，常常會被幾個人在一時之間說錯了。如果這樣的人果然身居高位，以為整一世代之人的前途、未來、傳統、文化、甚至生活和閱讀就應該綑綁在某一條固定的繩索之內，否則便人倫淪喪、天道崩頹，這焦慮一旦擴大而轉為惶懼，反而會讓他們所欲鞏固的價值見棄於異己───而那些他們指為異己的人，也許本來很有機會是他們的弟子或友朋。這就不得不說到「開放社會」一詞。
「開放的社會」說來只是一個空洞高懸、難以界定、不著邊際的名詞，但是且讓我們把一部份的理想形諸於此。姑且這麼說：大唐向異國開放門戶，努力讓中亞、南洋、東海以外的殊方之人先後移居中原，帶來了不只是新的物資、匠藝、器具、音樂、美術，也帶來了新的生活觀───特別是貿易，以及由生意交流而體現的、兼容並蓄的價值觀。
商事的活躍對於以商人之子出身的李白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我們的眼光不該只看到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和他的文字成就而已，還應須看見孕育、包容這種異類人物的社會───特別是我前文提及的教授先生們。「開放的社會」不是一個現當代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也不是歐美國家依其所宣稱的普世價值而建立、為依歸的。但凡是在文明發展上坐實其寬容異端之精神者，都或多或少在這個文化體中埋下了儘管很微小的、「開放」的種籽。
這幾年我寫盛唐，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心裡辯證著這個所謂的大帝國、大時代究竟有甚麼大處？領土、戰利、人口、物產、資源，學者都可以在中國歷史上找到反證，指陳大唐之大，也不盡然。可是，若論及文化的融合與互通，盛唐確實是一個難得迄及的例子。
五月十六號我在台灣文學館的演講〈李白同誰將進酒〉會以一首詩為例，說明一個年輕人如何透過極端非主流的立論，對於儒家傳統政治之本源，給予了鋒銳的一擊。這首詩的題目是〈遠別離〉。
雖然有人以為：這首詩作於天寶五年，李白已經四十五歲了，他在世上也只剩下十七年的光陰，不能再說他還是個年輕人了。不過，從整個歷史長河的幅員對照一下李白蜉蝣也似的一生，他在詩中所借喻的故事，出自一個「非常年輕的觀點」；卻撼動了幾千年來儒家文化的聖賢（堯、舜），與他們的事蹟和所展示的價值。原文先貼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