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新加坡殖民地誕生起，馬來人就比華人更頑強抗拒社會的現代化。他們堅守舊價值，抗拒物質主義浪潮。馬來人習慣過農村群體生活，住在高腳茅草屋裡，家禽家畜就養在房子底下。他們喜歡農村大於城鎮、農莊大於工廠。在當代新加坡快速變化的步調下，馬來人的生活方式比其他族裔更落後一截。他們因而受到歧視。
不久前，有個現在已是青少年的十歲馬來人小女孩，數學考試成績不理想。她的老師試圖安慰她便說：「你們馬來人本來就不擅長數學，」他表示願意替她補習。小女孩隨後努力證明自己資質並不差，她相繼選修許多數學科目，而且成績優異，即使她並不喜歡數學。但這位老師只是反映許多人的刻板印象，包括政府最高階官員也有這種想法。
馬來人很少出任政府或企業高階職務。他們在軍中也很罕於被拔擢擔任敏感職位，這反映出一旦與印尼或馬來西亞爆發衝突，他們的忠誠度會受到懷疑。一九六七年擔任新加坡總統的尤索夫．賓．伊薩克（Yusof bin Ishak）似乎是明顯的例外，不過這個職位的象徵地位大於實質權力。我在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到新加坡時，向我的華人東道主問起誰是總統，他們似乎覺得是誰並不重要：「你為什麼想知道？ 他只是個馬來人。」當然，種族刻板印象並非新加坡獨有的現象。
新加坡的印度裔人比起馬來人是更加分裂的群體，他們因語言、族裔、宗教和階級而各有區分。最底層是來自印度南部、皮膚黝黑、從事勞力工作的泰米爾人，其中有些是服刑犯人，在早年被引進新加坡開闢叢林、疏濬沼澤、做填海造陸的粗重工作。泰米爾人和華人後來成為漁民和碼頭工人。地位向上攀升的奇提爾（Chettiars）是由泰米爾的放貸人和貿易商構成的種姓階級，因為穿白色衣服和在前額以白堊抹上種姓標記而十分突出。來自印度北部的古吉拉特人水手和商人，人數比泰米爾人少了許多，後來也帶來他們的語文和文化，融入新加坡。
阿拉伯人在新加坡的勢力曾相當強大，但是人數更少。他們最早大多是商人，從事消費品買賣，而萊佛士很佩服他們的創業精神。宗教禁忌使他們不能販賣豬肉和烈酒，加上他們不熟悉華人的喜好，不利他們的零售業生意，到了十九世紀末期，生意大幅下跌，但是他們仍然相當成功地累積資金，轉向房地產投資。
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阿拉伯人擁有新加坡約一半的土地，他們在穆斯林社群內的影響力相當大。但是二十世紀推行的房租管制加上政府徵收土地，削弱阿拉伯人的經濟勢力，而年輕一代似乎缺乏前人的理財本事。有人嚴酷地批評他們：「喝酒、跳舞，玩到家道中落。」他們不再富有，影響力也一落千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