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得不說，「文壇」這種作為作家發表作品的公共空間，後來因這舞台成名得利的祕辛，以及其形成過程的確充滿時代的意趣，它甚至可能搖身一變，成了藝文導覽員，把好奇者又帶回大眾生活的場域。例如，在明治時期，只要文人作家自成團體，創辦刊物發表文章，或者以作家書房交誼，廣義上就可稱為「文壇」。最早有尾崎紅葉的「硯友社」、夏目漱石的「漱石山房」等等，那裡可謂他們的文學沙龍，同伴相互鼓勵批評，以求寫作技藝的提升，但還沒有藝文市場的概念。
如果我們從當時的薪資水準來看，或許就能更加理解作家們與稿酬搏鬥的故事。以夏目漱石為例，那時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擔任講師，所得薪資不多，因此《朝日新聞》找他到該報社撰寫連載小說，他經過慎重確認，掛上記者頭銜，保證月薪二百圓，並有年中歲末等高額津貼，他才辭掉了教職，成為有穩定收入的報社記者。後來，夏目漱石的小說大為暢銷，慢慢地擺脫了窮困生活的糾纏，可謂名利雙收，他是作家成功轉型的佳例，不過，如他這般幸運的作家終究少之又少，多半仍然在貧窮線上努力求存。
到了大正時期，作家面對的挑戰又不同了，只憑出版小說作品集的版稅，幾乎很難維持家計。新的時代出現新的媒體，印量龐大的雜誌決定著作家的命運，誰能在知名雜誌寫稿，就能拿到厚實的稿酬，成名也相對快速。根據統計，當時（1911年）由著名總編輯瀧田橒陰主編的《中央公論》，銷售量就高達12萬冊，於大正5年創刊的《婦人公論》也高達7萬冊。這些暢銷雜誌提供給作家的稿費，還勝過明治時期在報社撰寫連載小說的記者。所以，那時有一種說法，瀧田橒陰總編輯坐著人力車到某作家住處，那位作家等同於受到文壇的肯定，直白地說，他就是有（文壇）正字標記的名作家。
據日本文壇史指出，大正7年的時候，瀧田橒陰的人力車來到了菊池寬的住處。然而，菊池寬成為著名的大眾小說家以前，經歷過幾多風雨波折，以及他和芥川龍之介的關係。
確切說來，菊池寬和芥川龍之介是舊制一高的同學，只是菊池寬就讀一高以前，經歷了某些波折，也就是他在即將畢業之時，無端被捲入了一起竊盜事件，而遭到了校方退學，因此他們雖然是同學，卻比芥川龍之介年長三歲。菊池寬看到文學夥伴進入了東京帝國大學，自己卻沒有畢業證明，心中難免感到落寞沮喪。為了振奮起來，他後來到京都大學選科當旁聽生。不過，他從京都看到同學芥川發表了短篇小說〈鼻子〉，成功地在文壇打響了名號，並得到了夏目漱石的激賞，更讓他焦灼不已。
不過，這裡有一段文壇插曲，還必須提及受夏目漱石和森鷗外影響而創辦的《新思潮》文學雜誌。了解這作家的成名過程，某種程度上，可解開菊池寬起步落後的謎題。除了豐島與志雄、山本有三和佐藤春夫之外，久米正雄、菊池寬、芥川龍之介和松岡讓等等，也亦是第四次《新思潮》復刊的台柱作家，在這成員當中，以久米正雄最早於文壇上闖出名號。其後，久米和芥川成了夏目漱石的入室弟子，學習文學寫作的堂奧。說來奇怪，漱石收了這兩名門徒，只對芥川青眼有加，毫無保留地肯定芥川的作品，說他具有傑出作家的稟賦，但對其門徒久米正雄並非如此。他批評久米雖然寫得出好作品來，文字上卻略顯鬆散。久米得知老師對他這番評語，想必很不服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