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皆知，照護員理應是協助病患生理上不便的事，如穿衣、盥洗、如廁等事宜，但約翰對看護人員的看法是，除了這些，還需要幫他拿報紙、拿菸、點菸並把菸湊到他嘴邊，隨侍在側幫忙翻報紙，還要代替他去上課，然後抄筆記，載他東奔西跑，聽起來簡直是在講一個傭人的日常，而且是領最低工資的那種。
話說回來，約翰就是堅持一天要有至少十小時的看護陪同，這下可比原本一週二十小時還要多，於是輔導員說：「這是規定的上限，沒得討論。」
於是，不屈不撓的約翰繼續要求單位提供更多服務，影響了公務員與民眾互動常見的模式。
一般而言，公務員期望個案冷靜且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恭敬，儘管按理說個案不是在尋求「幫助」，而是尋求法律上應當享有的服務。輔導員深知約翰出車禍前的生活方式，本就有些警惕，而申請更多照護時數這件事，又讓他變得更加警惕。
我們了解到，約翰或許是在占公務系統的便宜，要求其照護員提供他原本無權得到的服務，而有趣的是，輔導員並沒有把約翰濫用國家資源的行為視為一項行政問題，反而是表達出他個人有多憤慨，輔導員反過來形容這位四肢癱瘓患者與其照護員的關係，即約翰不再是依賴照護員協助生活起居，而是把他們當作奴僕使喚。
在其他情況下，輔導員可能會從寬處理，但面對約翰這個案，他絕不寬貸。因為輔導員懷疑約翰想占公務機關的便宜，所以他選擇堅定守護公務規則的底線。第一則故事幾乎沒有提到公務規則，但在此處，規則重新回到故事的鎂光燈之下，正是有規則存在，才能避免如約翰這樣的個案不當濫用體系。從這裡我們能得知，規則通常是對行為的約束，但也能作為一種「工具」，公務員能適時運用公務規則區別哪些個案應得或不應得到服務。
輔導員的斷然拒絕（即對約翰說出：「這就是規定的上限，沒得討論。」），足以讓大多數個案就此打住，但約翰可不是省油的燈，他試圖繞過輔導員提出申請，最後也如他所願。
約翰對獲得的照護服務不夠滿意，所以就直接打給選區的參議員，接下來我們就接到一通電話，是一位州政府社福單位的高級專員打來的，致電我們單位上某位職業重建專員，這位專員再打給他的主管，那位主管又再打給我的上級主管，最後才打給我。結果，約翰就得到他想要的照護時數。
這樣一來的話，那我也可以說：「這裡有一位女士必須先有車才能工作，她有找到工作，一切都安排妥當，就只缺一千塊錢（美金）買車。」
然後承辦人員就會說：「我們不是這樣處理事情的，因為按規定不能這樣做，那我們無法受理。」
但約翰的情況是先獲得了上級的許可（決定給他每天十小時的照護時數），也就是說如果你找對人，向他們哭著討糖吃，你也了解怎麼操弄這個體系，那他們就會著手解決，因為他們不喜歡吵吵鬧鬧，所以會想要讓吵鬧的人趕快閉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