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世界中，各種物種本來就會互動，互相有着合作與依存或敵對與覓食之關係。世上的物種多如繁星，物種的生態關係就如千絲萬縷、密密麻麻的網狀結構，人類本來僅是這個生態關係的一個節點。
不過，8000 年前的農業聚居革命，使人類征服種子，把自然植物當作農產作物，令人與自然的關係出了第一個變化：人類開始可以利用植物生產及獸力，使自然為我所用。工業革命加速城市化，更使城市人不再需要植物及獸力來維生，是為第二個變化：生活在大都會的居民不需接觸原來的自然，學懂與自然打交道也不再是生活的必需技能。
所以，我們才會對 Bear Grylls 的野外求生技能如此驚嘆 ── 如此表演，在三百年前哪有戲唱呢？
與自然的割裂與「緬懷」（nostalgia）
John Berger有句話形容得十分貼切：「人類去動物園接觸動物、觀察動物、看動物，而動物園其實正正是個紀念碑，紀念我們不可能再與動物有這種接觸。現代的動物園就如個老人的墓碑。」[2]這句話的意思就如：「反正再也回不去了，不如先要一個冒牌貨。」
人類在這三百年間與自然世界產生割裂，卻也懷念着前人與自然打交道的古代經驗。若果人類社群與自然打交道是基本需要的話，那麼人類只好找一個替代品 ── 文化世界之中創造一個虛擬的自然。昔日與我常在的自然不再存在，儼如一個接觸不到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3]，現在自然便以另外一個姿態，重現在文化現象世界當中。
這種人工化自然顯然不同於自然，但又不可說是完全相異東西。歸根究底，是因為除了以人工化及文化眼光來理解自然外，我們便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直接說明自然本身，而我們必須以文化為必然的中介來講這件事。自然本身是不是可以被人獨立來理解，本來就是存在論及知識論的一大難題。
說到這裡，讀者可以思考幾個問題的：第一是自然與文化的關係是怎樣的？第二點是既然人類都可以被展覽的話，動物與人的界線在哪裡？第三點則是現代化對自然與文化的關係帶來了甚麼改變？
[1]
這概念乃傅柯的其中一個概念：大概是指某個歷史時期，人根據某種想法把空間設置成某種特定的建制關係，而人在這個空間中各有職能，就如醫院與監獄依某種想法與功能而建，工作人員的職能亦按其當時的思潮而定。而傅柯則指出，這種制度化空間而會依歷史而變的，他便從說明具體的空間使用，反過來說明出思想哲學史的演變。
[2] 原文取自 John Berger, About Looking (New York: Pantheon, 1980), 21:
“The zoo to which people go to meet animals, to observe them, to see them, is, in fact, a monument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such encounters. Modern zoos are an epitaph to a relationship which was as old as man.”
[3] 本來是康德哲學的重要概念：「現象界」就是外物進入感官及十二範疇底下構成知識的世界，「物自身」就是指脫離認知結構，原原本本的外物，是不可知的，而同時這些卻是現象界的來源。
作者介紹｜Kum Long Yin
為人低調又低俗，但希望讀者不會覺得文章低能與低質； 興趣是歐陸哲學，現在研究的是與生物語言相關的課題； 很喜歡貓與兔，閒時會思考牠們究竟懂不懂人話， 一想到這個問題，便察覺還有很多論文要看，便頭暈眼花了。
原文、圖經授權轉載自好青年荼毒室（原標題：動物園：冒牌的「自然世界」）
責任編輯／陳秉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