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和張愛玲的垃圾，會有什麼關係呢？」
看到這篇文章題目的讀者，想必都會有此疑惑。
是的，我必須說，我和張愛玲的垃圾沒有直接的關係。我不可能去掏張愛玲的垃圾﹔當然，也不可能去掏任何人的垃圾。這不是因為我的職業並非清潔工人，而是我從小受的教養－－尊重他人的隱私。
每一個丟棄的垃圾，多少都有一些個人的隱私﹕賬單，收據，信件，札記，甚至日記和照片。它們既然被處理為一袋主人想要湮滅的垃圾，我們就必須尊重那袋（或那些袋）垃圾－－一袋封閉的垃圾，當然也是絕對隱私的。
「既然這樣，妳和張愛玲的垃圾，怎麼可能有什麼關係呢？」
是的，我甚至必須說，我和張愛玲的垃圾，最好連間接的關係也沒有。
然而，事實卻非如此。
張愛玲已於今年9月8日大去(註1)。對於過往的事情，我不能用「我希望…」這樣的語句。我只能說，非常不幸，也非常遺憾，在錯綜複雜的因緣際會裡﹔在人生某個階段的特定時空裡，我間接的接觸到張愛玲的垃圾：有人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要把張愛玲的垃圾丟給我。但是，我拒絕了。
事後回想整個事情的經過，我仍然非常為張愛玲感到悲哀。這件事不是一個單純的「張愛玲垃圾事件」，而是一件「文化界的垃圾事件」。
決定回顧這件垃圾事件的經過，我無意傷害或指責任何人。我比較誠懇或甚至嚴肅的出發點是，媒體對作家私生活的尊重，以及作家與作家之間的彼此尊重。如果你喜歡一個作家，崇拜一個作家，欲見其人而不可得，竟至於去掏作家的垃圾，這絕不是尊重之道，而是一種羞辱。
作家的存在意義，最重要的是創作。透過文字，作家以他的智慧呈現不同的作品風格，架構，人物，感覺，對話，期待，想像…。作家的責任是以文字與世人相見，不是以臉孔與世人相親。在這一點上，張愛玲嚴守分際，善盡職責。現在有些作家喜歡以臉孔與世人相親﹔「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但是大部分文化界的人都知道，張愛玲並不喜歡以臉孔與世人相親，尤其自1972年幽居洛杉磯之後。
那麼，為什麼有人偏偏要去做張愛玲不喜歡的事？為什麼有人偏偏要去做傷害、羞辱張愛玲的事？
1988年12月，張愛玲從莊信正先生處獲知我對「垃圾事件」的處理經過後，我收到了她寄來的聖誕卡。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
「感謝所有的一切。」
許多人批評張愛玲冷漠。冷漠無涉道德。但從張愛玲的這句話裡，我的感受是張愛玲並非冷漠，而是對某些人、某些事，不屑相與。
1988年9月1日，我抵達美國愛荷華，住進愛荷華大學學生宿舍「五月花」大廈的八樓。那一層樓在每年的8月到11月底，都提供給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的各國作家居住﹔每年大約三十多人。那年應邀的華文作家，台灣地區是蕭颯與我，大陸地區是白樺與北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