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臉書上有香港媒體貼出一則人民日報的新聞說：「台灣人日漸接受簡體字 方便有效率 不必因意識形態而棄用」。
新聞舉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以簡體字寫信給同僚為例，認為簡體字「簡捷方便，能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像「塵」、「滅」這類簡化字造得很高明，甚至連反對使用簡體字的人也不自覺地模仿運用起來。
文章最後又說：
「兩岸同文同種，簡體字和繁體字都是漢字。實際上，許多簡體字在古代的書法帖上早已出現，並不存在「繁體字才能體現文字之美」的定論。」
「許多簡體字在古代的書法帖上早已出現」，這絕對是事實，不過在這個事實之外，有另外一個事實卻是人民日報（以及許多簡字辯護者）選擇忽略的，那就是書法、字帖上的行、草書通常都是私人書信，是為了加快書寫速度而形成的筆法；至於官式的碑帖文獻（如歷朝的十三經碑石）那就會用規矩的正體字，秦始皇會用標準的小篆，漢朝會用標準的隸書，不會用行草。
行、草書本來就是古人為求省事而找到的解決方案，把手寫省事的字形，弄成書面印刷字，等於是要讓印刷機器也省事的意思，但草書根本不講究象形、指事那些，它就是要求快，把求快的東西弄到印刷字上，省事沒省到，漢字造字系統的體系倒是毀壞得徹底了。
一九五二年底制訂的《常用字簡化表草案》第一稿，被毛澤東推翻，他認為：
「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
這就是簡化字方案為什麼會出現草書楷化字的原因；至於「一個字代替好幾個字」，意思就是一個字要負擔數倍的意義在身上。那些干幹、后後、面麵、復覆等用字混淆的問題，都是這種意見造成的結果。
從毛澤東想要把漢字拉丁化的初衷看，簡化字方案算是一種成果，但從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推不下去來看，中共現行的簡化字可謂是洗頭洗一半，泡沫還沒沖掉就出門見客了。
至於說台灣人接受簡體字，事實是早兩千年漢朝人開始寫草書、行書的時代，整個華夏世界就都接受簡體字了，我們並不會等著中共推出簡化字方，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簡體字可以加快手寫的速度。
簡繁字問題的關鍵並不是我寫不寫簡體字，手寫的時候我當然寫簡體，還會寫得簡之又簡，雞湯會變G湯，豆腐會變豆付，手寫只要能溝通，沒有必要變成規定，更沒有必要變成印刷字，最終變成教育政策和標準。
大陸簡化字的政策就是搞混了手寫和書面印刷字的不同需求。把不同需求混淆成一個解決方案，最後的結果當然是文化的悲劇。
上個月適逢鬼月，我才看見對岸推友說看不懂「慶贊中元」的「慶贊」是什麼字。慶贊是傳統字，在沒有更多上下文脈絡的時候，簡字人看不懂傳統字，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古蹟對聯這些，對簡字人而言都是讓人頭痛的陌生字。
台灣人並不是「日漸」接受簡體字，我們每天都用簡體字，從來就沒有不用過，沒有老師教都會用，更不用變成國家政策才會用。早在民國二〇年代于右任推廣標準草書，就已經在鼓吹「識繁寫簡」，這是任何一個腦袋清楚的人都會做的事，手寫當然求快，印刷標準字當然求延續文化，印刷機根本不用管筆畫多寡的問題，只有頭腦發昏的人才覺得應該幫印刷機節省筆畫。
（鼓勵老貓陳穎青的甲骨文研究，請給老貓的漢字偵查課一個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