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日本人將此地規劃為「公共墓地」，眼光實在不夠遠大。這個地段離台北車站不過咫尺之遙，西側是為參拜台灣神社專門修建的「敕使街道」(中山北路的前身)，南面是台北州廳所在(現在的行政院)，這麼好的地段，想不發展都難。弄個公墓在這兒，純屬「添亂」。
這個目光如豆的公墓規劃，後來果真沒省事。一九四九年後，台北都市化加速，人口快速增加，「公共墓地」地段實在太好了，外地人也顧不得晦氣了，在日本墳墓上搭起簡易木屋，形成了以康樂市場為核心的大片違建。
這個違建區，多少年來成了歷任台北市長頭疼而無解的問題。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期間為了徹底解決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的違建，強拆了退伍老兵的「趴趴屋」，結果鬧出了人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戰後，皇軍退出台灣，位於圓山的日本神社卻成了美軍招待所，中山北路、林森南路上的特種行業應運而生，不久，日本人也回來了。
一九六○年代，台灣農業發展已達飽和，農村過剩人口達一百萬，勢必發展進口替代產業，解決勞力過剩與產業升級的問題，而日本歷經戰後的復興，這時產業發展已達瓶頸，要進一擴張，資本輸出勢在必行，於是兩者一拍即合。
由於日本與台灣的歷史淵源，日本企業大舉進駐台灣，中山北路、林森南路成了日本企業駐台機構的首選之地，於是六條通一帶的日式食堂、小酒館迎來了昔日的住民。
馬克斯曾說，一切偉大的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曾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的形勢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的形勢出現。對兩次進出六條通的日本人而言，哪一次是悲劇，哪一次又是笑劇？對台北市民而言，哪一次是悲劇，哪一次又是笑劇？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遠足文化《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