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皺褶中尋找自己，抑或從個人出發去理解歷史？雖說前者由外而內，後者由內而外，兩項工程實屬同一回事，交相運動中形成了無限循環的迴道。經過了無數的理論，以及多年的爭辯，我們終究必須相信，一個人不可能只是歷史塵沙中隨風飄蕩的微粒，更不會只是任由結構（經濟模式、政治形式、世界潮流）擺置的棋子，你我的選擇對於歷史的走向勢必會造成影響。如果不相信這一點，我們其實用不著關心歷史。
名醫陳耀昌推出第二部歷史小說《傀儡花》，偏偏找上歷史意識如此稀薄的我來湊熱鬧。故事該從何說起？起點應是五六年前讓我得識耀昌兄的一個喝酒的場合，但受到這部小說的啟發，我想把這緣份說得傳奇一些。
我出生於一九五四年。那年一月，美國啟用了第一艘以原子能為動力的潛水艇；三月，美國在太平洋比基尼環礁上試爆了第一枚具有實戰價值的氫彈；七月，蔡振南出生，由他作曲撰詞的〈心事誰人知〉是我最喜歡的台語歌；九月，中共開始炮擊金門，是為九三砲戰（四年後發生八二三砲戰）；十月，國際知名導演李安出生，他的《臥虎藏龍》是我近年來最佩服的華語片；十一月，不需形容詞介紹的林青霞出生，倒是她主演的愛情片我無緣看過一部；十二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於美國華盛頓正式簽字。
記住這些除了是要沾名人的光，過虛榮的癮，更是要不時提醒自己成長的時代氛圍。在我尚未意識到美國的存在時，美國早已在我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多年後赴美留學也是始料未及，因為我不是從小就立志如何如何的人。在堪薩斯州攻讀碩士時認識了妻子朱靜華，她十二歲隨父母從菲律賓移民美國，最後於維吉尼亞州落腳。倆人的婚禮在岳父朱一雄執教的校園教堂裡舉行。這過程平凡無奇，然而當我第一次步入華盛頓和李將軍大學時（簡稱華李大學，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一種強烈的突兀感襲上心頭：什麼機緣下，我這個台灣人會跑到美國內戰期間支持奴隸制的南軍重鎮和一個華僑結婚？
一八六五年，李將軍向格蘭特將軍投降，長達四年的南北戰爭終於走到尾聲。兩年後，清治時期的福爾摩沙發生了「羅妹號事件」：一艘美國商船在島嶼南端觸礁，十多位船員棄船求生，登岸後卻遭原住民殺害。此一事件引起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李讓禮（Charles W. Le Gendre）高度關注。因為李讓禮的介入─先是與排灣族斯卡羅領袖卓杞篤交涉，簽定南岬之盟，爾後又擔任日本外務省顧問，協助日軍出兵台灣─福爾摩沙的命運起了連鎖反應。有趣的是，原籍法國的李讓禮是格蘭特將軍麾下的大將，「羅妹號事件」發生前三年，他還在維吉尼亞州和李將軍作戰。我不禁納悶，又是什麼機緣，一個法國人竟跑到別人的國家參與內戰，而內戰之後又跑來台灣大肆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