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的際遇和李讓禮的際遇似乎呼應了陳耀昌透過《傀儡花》所敷演的歷史蝴蝶效應。在他的歷史視野裡，以往不受台灣教科書重視的「羅妹號事件」成了蝶翅的「第一次拍動，拍出了一八七四年日本人的『出兵台灣』，又接續拍出了一八七五年沈葆楨的『開山撫番』，拍出了一八八五年『台灣建省』，更拍出了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五十年的『日治時代』。」
《傀儡花》重現了真實的時空、事件與人物，有史實依據，也有虛構成分。小說家藉由想像和推理，在幾個看似孤立的歷史事件之間找到了鏈結，從而串接起當下與過往的情感紐帶。長久以來，歷史小說不被學院的「正史」看重，然而隨著「正史」的虛構面具被一一揭穿，歷史小說的地位在近代相對提昇。面對無所不在的「虛構」，我們停滯於「虛實莫辨」的困境太久了。法國哲學家洪席耶認為，「虛構」的概念有必要重新界定。在他看來，「虛構」的意義不是單指作家建構的想像世界，也不應是「真實」的相對詞：「虛構」是對於「真實」的重塑，在現實與表象、個人與群體之間建構新的關係。
《三十年戰爭史》作者維羅尼卡．韋奇伍德（C. V. Wedgwood）曾說，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是脫離當下的欲望驅使人浸淫於歷史；然而，要是沒有這份浪漫的推波助瀾，沒有從一個時空轉進另一個時空的念想，以便於馳騁在過去一段時日的思潮與情感，歷史踏查便會缺少重要的成分。就這點而言，她說，人們的歷史知識受惠於浪漫的小說家，不只因為其中不乏對歷史研究的推展有實質貢獻的佼佼者，更是因為歷史小說一方面深化，另一方面又開拓了新的歷史研究。
和它的前身《福爾摩沙三族記》一樣，《傀儡花》從史實出發，為我們描摹一個多族共存的福爾摩沙。其中主要人物潘文杰如此思忖道：「這瑯嶠的族群恩怨真複雜，也真難解。平地人和原住民爭地，而同為平地人的福佬與客家，語言不通，壁壘分明，互鬥不往來。福佬娶土生仔熟番，客家娶山地生番，複雜啊！即使是山地人，又分本地斯卡羅，東部來的阿眉。現在洋人來了，高山的原住民在養父（卓杞篤）的努力之下，已經團結了，但平地的族群仍然一盤散沙，各有各的算盤。」
讀到這一段，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目前的情境。陳耀昌的小說不但回顧過去，也注視著當下。在《島嶼DNA》，作者從科學的角度為我們「證實台灣多元豐富的血脈連結及其延續」（孫大川）；在《福爾摩沙三族記》與《傀儡花》，作者彷彿為當下提供了通往族群融合的GPS。
接下來，就看咱們如何導航，走未來的路。
＊作者為台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為陳耀昌新著《傀儡花》（印刻文化）所作的推荐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