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爾摩沙三族記》中，我試圖站在三個族群立場，以小說的方式來詮釋台灣史，重新建構荷蘭時代台灣史和鄭成功之形象。好友前義大利駐台代表馬忠義（Mario Palma）在二○一三年的義大利國慶晚會中，竟然提到這本書：「我的好友陳耀昌教授去年出版了一本很成功的書《福爾摩沙三族記》，但是今天的台灣已不是他所描寫的福爾摩沙了。他應該再寫一本另外標題的書《台灣多族記》！」
「台灣多族記」，太好了！
這幾年，我一直想強調一個理念：台灣是多族群，多元文化社會。各族群應互相尊重，各自發展而並存共榮。這本《傀儡花》，就是想以一八六七年發生在台灣的國際事件為背景，寫出台灣族群融合的陣痛。
今日的台灣，在一六○四年陳第寫《東番記》之後四百年，已包容了各不同階段的新移民，而成種族大熔爐。昔日瑯嶠或今日恆春地區，更是這個島嶼族群融合過程的最佳縮影。而一八六七年發生在瑯嶠的故事，不但登上了國際舞台，也改變了台灣的歷史，還改變了台灣人的族群結構。
然而弔詭的是，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對現代台灣人而言，卻是一個很陌生的年份。
台灣歷史教科書幾乎都不會提到一八六七年。這一年，以傳統史觀而言，平淡無奇。在南台灣發生一件船難，顯然不值一提。在一大堆清朝文牘之間，我們看到的，是輕描淡寫的幾篇台灣府地方官奏章，有些夸言功績，也有些扭曲事實，充分顯示了那個時代中國官場一貫的粉飾與浮誇作風（在本書中，我摘錄了一篇美國艦隊來台灣打仗後呈報中央的報告，及一篇清國軍隊南征番地後呈報中央的奏章，加上迄今猶存於屏東車城的一件「勒石記功」古蹟。兩相比較，非常有趣）。
台灣史教科書從未提到的一八六七
然而，如果用台灣「本土」，而非「中土」的眼光去看，一八六七年是台灣史上極關鍵的一年。這一年，是自從康熙封閉了台灣（一六八三年），台灣及台灣人在世界史上銷聲匿跡一百八十四年之後，第二度登上國際舞台。
值得玩味的是，舞台上的主角，不是當時治理台灣的大清文臣武將，他們只是配角。主角是被大清朝廷及轄下民眾所瞧不起的生番大頭目。而地點，更是在當時「政令不及，化外之地」，現代台灣人不太熟悉的「瑯嶠傀儡山」。
現在回顧起來，這個一八六七年台灣南角的偶發船難與美國船長夫人之死，可說是台灣近代史轉捩點。這真是「歷史的偶然」與「蝴蝶效應」的最佳詮釋。
台灣歷史教科書從未提到：一八六七年，曾有將近二百名的「列強」海軍陸戰隊在台灣展開軍事行動，而這個國家竟然是近代台灣最倚賴的美國。而第一位戰死在台灣海岸上的洋兵或洋將，也是老美。戰場則是現在國際級度假勝地的墾丁國家公園。古今對照，令人唏噓。那次的軍事行動，老美被台灣原住民搞得灰頭土臉。如果美軍勝利了，也許「牡丹社事件」會提早七年，成為「龜仔甪事件」？而台灣南部會在一八六七年成為美國殖民地？好像一八九八年古巴的關達那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