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時期，我們極為忙碌，我忙中偷閒寫《折射》，甚至擠出時間完成了短篇小說〈骨灰〉。心情可以用「肝腸寸斷」來形容。除了聯合國以及美國使團的大量活動之外，大陸作家張承志來訪，與台北文壇的瘂弦先生、偉貞、李牧先生、魏子雲先生通信極勤。與大陸的吳祖光先生、鄭萬隆、朱曉平、張笑天、張守仁、楊良志、焦世宏（焦菊隱先生的女公子）諸君也通信不止。其間，甚至寫了一些關於大陸新銳小說作者莫言的讀後感給鼎公，也寄了幾本大陸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給鼎公（王鼎鈞）。一直到了十月八日，才寫信問候並寄了剛剛寫完的小說〈電話〉給夏公，因為七月那次見面，我知道夏公與祖光先生是舊識，而〈電話〉裡面的一個重要角色正是祖光先生。同時寄上的還有短篇小說〈下班之後〉（這篇文字在幾經修改後收入允晨版《長日將盡》時，改名為〈下班以後〉）。
想不到的，十月三十日卻收到了夏公給我的第一封信。信紙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米色書信用紙，格式自然應當是橫寫，夏公的信卻是將信紙「放倒」直寫，字字分明。抬頭很正式：韓秀女士。
關於我們的初次見面，夏先生談到他的觀感。他同許多頭一次和我見面聊天的華人一樣認為，「您是美國人，可是國語講得這樣好。今晚把你寄我的大作〈下班之後〉也拜讀了，對你北京味道很重的白話，也感到很驚奇。文字實在流暢，而且有味道，『洋人』能寫這樣好的中文，實在太不容易了。」
對於小說中的人物，例如李玉靜十幾、二十多年的人生經歷，「雖然主要憑她的回憶，讀來也很動人」。甚至對於這位苦命的女子為兩次婚姻而受苦，最後決定出走，不回婆家。也認為是「很好的決定」。甚至「秦芳和李師傅的強烈對比，也很有意思，你對北京縫衣廠的情形很熟悉，也很不容易」。
更讓我感動的是，夏先生對我這個新手真是鼓勵有加，「最近聯副刊了你的新作〈不惑之年〉，我已把三份報保留起來，日內即要拜讀。您寫小說專寫大陸，而你自己時間在北京又不太長，可你真花工夫，在關心，在研究大陸人的生活。蘇偉貞愛刊登你的小說，我想聯副的讀者群也都愛讀你的小說的。望你繼續努力，多寫！」
在最後，夏先生提到星期天晚上，在一個 Cocktail Party 上又同吳祖光見面了。而且告訴我，他們兩人這已經是第三次見面了，第一次在巴黎，第二次是兩、三年前在紐約。關於這次重逢，夏先生這樣說，「這次他重來，因為『退黨』，更受歡迎了。他講了一段退黨的經過，很有趣。」夏先生還告訴我，祖光先生還會再來，如果我願意同祖光先生聚一聚的話，他很願意「作陪」。而且告訴我他的電話是 7496853，「有事可打電話連絡」。夏先生來信所署的日期是「一九八七，十月21日」。這樣中文與阿拉伯數字相連的寫法專屬夏公，在有信件來往的朋友中是獨一無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