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捧讀《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書中的內容，曾經與沈從文伯伯、兆和姨，以及祖光先生等等許多的長輩與朋友充分地討論過。當然，關於正文內容以及兩篇極有份量的附錄〈一九五八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學〉、〈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大家自然是深深感覺到夏志清先生的敏銳與獨特的。但是，我感覺書中這篇〈自序〉最是觸動大陸作家的內心。
夏先生細說從頭，講到五十年代初韓戰期間曾經為美國軍人編寫《中國手冊》，他寫了〈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三大章，〈禮節〉、〈幽默〉二小章，也參與了一些其他篇章的寫作，其中包括人文地理的部份。自序中有這樣的一段話，「五十年代後期《時代》週刊刊印了一個中國特輯（該期人物封面是毛澤東），居然也報導中國各地區的風俗人情。那晚我翻閱這個特輯，看到上海人如何如何，北平人、山東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根據我撰寫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時代》週刊，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
夏先生笑聲琅琅，有著豐富的內涵，其中之一自然是因為當初這個部份沒有什麼參考資料，「只好憑我的常識和偏見去瞎寫」。大陸作家們看到這裡也大笑，笑到眼淚都流了出來，原因卻是不同的。他們看到了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的夏先生，一位遠在大洋彼岸的學者，對大陸文化人的處境知之甚詳，同情有加，英文棒到《時代》週刊一字不動地轉載，而且，他可以那樣的得意。「得意」這個詞，大陸作家們是絕對不會用在自己身上的。他們的笑裡飽含了羨慕，羨慕著夏先生有向學的自由、思考與寫作的自由，也有出版的自由。因之，大陸作家們的歡笑終至化為淚水。他們珍惜夏先生的鴻文巨製，他們更珍惜夏先生有條件保持一位獨立文化人的真性情。那是他們夢寐以求卻至今也辦不到的。
真的面對面認識夏公這位傳奇人物，卻是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的事情。那一天，台北《聯合報副刊》的小說家蘇偉貞與她的先生張德模來到紐約，約了我到皇后區法拉盛去。那時候，我剛剛從康州返回曼哈頓，身心俱疲，一臉憔悴。但是，那一天的約會卻是非常的要緊，與來自台灣的偉貞夫婦是頭一次見面，與同住紐約的夏公、鼎公也是頭一次見面。法拉盛的中餐館裡，一桌五個人，談得很開心。那一天，我帶了一瓶香水送偉貞。偉貞的表情好像充滿好奇心的小女孩，馬上旋開瓶蓋，在耳朵後面輕輕點了兩點，席上飄起輕柔的香氛。鼎公與德模面帶微笑正襟危坐，夏先生卻看得很專注，很有趣。那時候，我就覺得，鼎公與德模是屬於東方的，夏公卻是屬於西方的。他的專注裡有著許多的內容，我馬上想到他的小說史，想到他對女性作家深切的同情與理解。回程中，與夏公同時搭乘地鐵。他比我年長二十五歲，卻非常地紳士，一直在幫我找位子。當時我就想，自己想必是一臉的病容，害得夏公操心。同車的還有偉貞夫婦，所以一路上他都在講中文，親切地噓寒問暖。臨別，夏公用便條紙寫下他在曼哈頓西區一百一十五街的住家地址、電話，以及在哥倫比亞大學 Kent Hall 的辦公室地址。很客氣地表示，「保持聯絡」。這位大學問家真是一位謙謙君子。我心裡這樣想，一邊也遞給他我們在曼哈頓上東城七十二街的地址、電話。夏公看看地址，微笑點頭，「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