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溥說的對不對，我們且姑妄聽之。不過朱元璋如此指謫文字，吹毛求疵，雞蛋裡頭挑骨頭，確是古代文字獄一種常見的現象。這固然與中文字的某些特點不無關係，但說到底，還是帝王猜忌多疑，又權力無限。
朱元璋的政策是以「猛」治國的。所謂猛就是屠殺。對功臣是這樣，贓吏是這樣，對讀書人更是這樣，因為讀書人識得幾個字，便又增加了文字禁忌的藉口。在這種酷政下，讀書人說話、著書，動輒得咎，真是防不勝防。
對讀書人如此，對僧人也是一樣。雖然朱元璋從小當過和尚，但只要觸犯了他，他是毫不念及同根之情的。據說有個和尚寫了一首謝恩詩，呈獻給朱元璋，其中吟道：「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下賜，自慚無德頌陶唐。」
本意是拍馬感恩，誰知朱元璋讀了以後卻勃然大怒，謂「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於是強迫這位和尚去自盡。這位不幸的僧人便只好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另外有一個叫止庵的和尚，寫了一首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林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窗戶不殺香。晚風只有溪南柳， 又畏蟬聲鬧夕陽。」
朱元璋讀後大為憤怒，咆哮道：「頻掃地，不殺香，是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卻不肯為善耶？」止庵和尚自然也不得善終。
據《廿二史劄記》載，一日朱元璋到一處寺廟裡遊玩，看到牆壁上有一首題詠布袋僧的詩：「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
朱元璋看了認是借寓布袋和尚而指斥自己，但找不到這首詩的作者，便將怒火發洩到和尚們的頭上，而「盡誅寺僧」。
分析起來，和尚們或者是想借詩勸諷，但遇到「歹朱」這樣的皇帝，也就毫無辦法了。
誤「皇」為「王」丟官 ‧‧‧
清朝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權，為健全和穩定全國行政機構，培養維護其統治的官吏，沿習曆代王朝慣例，實行開科取士。順治元年，規定以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各縣諸生於省城考試，叫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考中者為舉人。第二年二月，中考者集齊於京師再考，叫會試。
是年為清王朝第一次鄉試，河南省鄉試於八月初九日首場，十二日二場，十五日末場。三場完畢，發現中舉者中竟有人將「皇叔父」寫成「王叔父」。因為順治元年十月，皇帝福臨在北京登基，表彰攝政王多爾袞對清朝入主中原的功勳，認為其功「此皆周公所未有而叔父過之」。特頒詔加封多爾袞「叔父攝政王，錫之冊寶，式昭寵異」。所以，多爾袞應稱為「皇叔父攝政王」。考卷中將「皇叔父」寫成「王叔父」，對當時權勢鼎盛的多爾袞來說，一是不敬皇上，二是藐視攝政。於是主考官歐陽蒸、呂雲藻俱革職，交刑部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