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樣的案例中，可以看見無論是晚明或清朝，傳教士很重視儒家的孝道，因為他們若沒有辦法回應本土的核心價值，很難傳福音。
所以晚明、清朝時期，傳教士持續地強調：基督宗教首先應孝順天父。
從「孝順的耶穌」到「革命的耶穌」
到了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國面對西方列強進逼，以及西方科學知識的湧入。國勢的強弱導致中西之間位階的翻轉，使得傳統儒學揹負「無用、落後」的罪名，同時耶穌的形象也隨著時代而變化。
從 20 世紀初開始，自主、進步才是美德，儒學的帝制、五倫等觀念被視為「舊思維」。
例如，1907 年黃光黃〈論耶穌教在中國百年之影響〉主張：基督教造就了英、美、德、法諸列強，儒教則使中國衰弱。受到時代氛圍影響，傳教士也不再強調「耶穌很孝順」，而是強調耶穌稟上帝博愛之心、去專制之偏。
又如，1928 年的〈基督教與家庭問題〉，作者于振清引述了《路加福音》記載少年耶穌在聖殿的故事：耶穌 12 歲隨父母上耶路撒冷守節，守滿節期後，他的父母已踏上歸途，耶穌卻仍留在耶路撒冷。約瑟和瑪利亞走了一天的路程後，才發現耶穌未隨他們回家，故又折回耶路撒冷，看到耶穌坐在聖殿中聽道。
瑪利亞問耶穌為什麼這樣做，耶穌回道：「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此處指天父）的事為念嗎？」最後，耶穌還是隨著父母回家了。
透過這個故事，于振清指出：「尊敬父母是當盡的義務，不過要有比尊敬父母更重要的事情，那們〔門徒〕就當作那較重要的義務。」
在這裡，于振清希望展現耶穌「以真理為依歸」、不屈服於父母「威權」的形象。
有趣的是，更早之前，明末清初時期的天主教徒張星曜，也曾以這段故事來傳教，他強調最後耶穌隨父母回去的情節，展現耶穌「孝順」的形象。但到了 20 世紀初，同樣的故事卻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方向。
墨子是東方的耶穌？
由於西方列強侵略，清末民初時期，作為「正統」的儒學被強烈批評，而過去被視為「異端」的諸子學開始受到重視。其中墨家具有兼愛、宗教性、重技藝等元素，更容易成為接引西學的媒介。
例如，曾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吳雷川 (1870-1944) 在《墨翟與耶穌》一書中指出，耶穌和墨子都充滿了社會改革的理想，可作為中國人效法的典範。民初活躍的基督教作家王治心 ( 1881-1968) 則主張，墨家崇尚儉樸的精神，和耶穌的「狐狸有洞，飛鳥有巢，人子無枕首之所」接近，因此認為墨子是「東方的耶穌」。
由此可見，耶穌的形象配合時代思潮而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