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討論為例，這個空間，早就轉型了，已經被市民日常的蹓狗、散步解構了「紀念堂」的意義。後來在這裡發生的野百合學運、六四紀念晚會更顛覆了這個空間原始設計裡的封建元素，遑論它現在是陸客的熱門景點，大陸人哪是來瞻仰「民族的救星」，而是瞧瞧蔣逆匪幫。重新回覆紀念堂威權意義的，反而是目前參與討論中正紀念堂轉型的一些聲音：改為臺灣忠烈祠、撤儀隊、蔣中正Q版公仔下架。這些點子真貧乏。中正紀念堂若乾脆委外給三井Outlet Park來經營或開放給建築系學生競圖，比起政府在那裡辦些人權展，一定會更繽紛多元。
與政治相關的空間討論如此單調乏味，好像是臺灣的通例，二二八紀念碑與白色恐怖紀念碑就很糟糕。紀念碑為何不能留白，硬是要加上碑文？結果二二八紀念碑不敢提左派勢力的存在，白色恐怖紀念碑對於受難者的社會主義訴求遮遮掩掩，這些碑文不是轉型正義，是遮蓋歷史。臺灣社會如今對待二二八，與這些紀念碑沒兩樣，到頭來，二二八時臺灣菁英們的內鬥、相互出賣、乃至某些人的魚肉鄉民，在二二八的主流論述裡都不見了。的確，臺灣先賢們的醜事當然不可以寫入史書，高舉臺灣魂的建國論述絕對要強調貪腐、殘虐都是中國人的專利，臺灣人盡是聖賢。
期待政府介入歷史的書寫，用公權力來詮釋歷史，這是走回尊崇國家機器的老路。高喊轉型正義的某些人，和以前的黨國教育一樣，心中永遠有一本歷史教科書，他們無法理解，百家爭鳴的歷史其實不應該有教科書。也難怪見銅像就潑漆的，行動上少了解構體制的創意。
＊作者為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