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林幼春，文化協會及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發起人，他在答辯時鏗鏘有力，檢察官說臺灣人民好反抗，他就告訴法官：「反抗只是證明政府有諸多失策。」
檢察官說被告要反抗政府，林幼春在答辯文中說：「政府叫我們入獄，我們就入獄，並沒有反抗的事實。雖然對總督統治表示不滿，但對於總督府的行政，卻未曾做過任何阻礙。我們有權對政治加以評論，也是我們的義務。這樣才能夠使國家進步，設若政治一步差錯，則關係國家全局很大，我們放棄此事，對國家反為不利。」
林幼春也批評檢察官的話和當局的話有矛盾，一方面侈談憲法而沒有照憲法做，一方面說同化而施行差別待遇，所說的都是使內、臺人更加隔離。
讀他們的答辯文，對連宗而言是一場政治觀念的洗禮。因為對政治改革者來說，法庭是一次與當權者的重要交鋒。不是個人有罪無罪的法律爭辯，那是律師的工作，對政治改革者而言，法庭是他陳述政治理想的舞台。特別檢察官起訴他們，明明是因為政治因素，卻想偽裝為觸法。
蔣渭水的答辯受到媒體高度關注，他針對論告中說：「臺灣三年小亂，十年大亂，領臺以來反抗事件很多，所以臺灣人是好作亂的。」蔣渭水告訴法官：「所有作亂事件，都是警察激出來或製造出來的。第一是警察對老百姓缺乏理解，又態度橫暴，使他們發生反感；第二是警察無中生有捏造事件，像大正五年的新莊事件，大正十年的彰化事件證明是警察捏造的。」
蔣渭水針對論告內容，一一駁斥。論告內容說：「臺灣的特別立法，自大正十年已經撤廢，自大正十一年一月起，就沒有發佈律令。」蔣渭水先列舉從大正十一年一月起，發佈的律令清單，之後點出兩件對影響人民非常巨大，但未經立法院同意，就由總督府擅自公布的律令，一是「酒專賣令」，另一是「法院條例改正」。
「酒專賣令」第二條規定：「酒類製造專屬於政府。」僅僅幾個字，數百民間製酒業者，和數萬名釀酒從業人員及家屬生活，從此盡歸烏有。
而「法院條例改正」第二條規定：「一、以反抗施政，實行暴動為目的之罪。二、關於政事，對樞要官員加以危害為目的所犯之罪。……以第一審做終審的裁判。」
以法院一審結果就要做終審的裁判，這在人權上是大有問題的。蔣渭水在答辯文中說：「在日本內地，除對皇室加以危害之罪或顛覆政府的內亂罪以外，沒有以一審終結的條例。臺灣樞要官員，便是指總督、長官、局長暨各州知事，這不就等同是將總督以下敕任官比照皇室身分來定律令，這不是很僭越嗎？像這樣人權上大有問題的『酒公賣令』、『法院條例改正』頻頻發佈，而強辯律令已無發佈，這種謊言不意竟由堂堂檢察官長之口在這神聖的法庭公然講出來，又說立法、行政沒有混合，也是欺人自欺之言。」
蔣渭水的答辯強而有力，法庭數次制止他的發言。但這些內容也使法庭對整個逮捕有不一樣的看法，一審時，全體獲判無罪。但檢察官仍繼續上訴，三審定讞時，蔣渭水、蔡培火被判四個月徒刑；林幼春、蔡惠如、林呈祿、石煥長、陳逢源被判三個月徒刑。
但大家並沒有因為牢獄之災而失去勇氣，請願運動的戰火不熄，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請願人士被逮捕、傳訊，到一九二五年「治警事件」三審宣判，這段期間連著再發動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議會請願運動。
對的事、有道理的事，就算碰到挫折，也要堅持。連宗看著民主前輩，不屈不撓，一路挺進。而他們對臺灣平等權的努力，對人權問題的思辨，對獨裁律令剝奪人民經濟生活乃至侵害人權的批判，讓人宛如上了一場大課。
＊作者為二二八文史研究專家。著有《激越與死滅 - 二二八世代民主路》。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台北市文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