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閔接任臺大校長的鬧劇，終於在歷時一年後落了幕。這個鬧劇也可說是個悲劇。對照著某些先進國家的大學校長遴選，這次臺大的校長遴選風波，反映的是臺灣社會在政治與教育上的落後。
就我們所知，已往一些先進國家（如英國）的大學校長遴選，在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前一年就已底定。然後在這一年的準備期間，即將接任的校長當選人會有充裕的時間來參訪世界知名大學，並思考自己大學的定位與發展策略。這些先進國家之所以成為先進國家，可以從他們如何治理大學、如何為其底蘊原本就深厚的大學遴選校長，如何慎重其事的為其大學校長當選人提供治理大學的學養略窺一、二。
相較之下，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大學校長遴選及就職準備就顯得草率。從遴選委員會的組成、遴選過程的相關規定（如遴選的保密及不流於黨同伐異）、乃至遴選主辦單位與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間的關係，都沒有嚴謹、合理及清楚的規範，遑論對校長當選人的學識養成有什麼具體的構想與作為，彷彿具遴選資格的人只要當選，一上任就自動的能夠具有治理大學所需的見識及知能。無怪乎國內大學校長的表現千奇百怪。有一上任就主動為自己謀利者；有忙碌於結黨及權力分配者；有配合董事會把大學當作是謀利企業的CEO；有把大學當作是教育部下屬單位的技術官僚，因此心甘情願，百依百順的配合教育部，就好像是中小學校長配合地方教育局處般；有毫不自知自己大學的現況而視進入全球數百大為目標的糊塗人，分不清願景與妄想的不同。
現代化的大學原本就不是我們文化中的產物，它是從西方來的舶來品；這就好像五星級的旅館不是我們固有文明中的產物一樣。這個社會裡的人對大學的理想、理念及大學應如何的治理原本就沒有清楚的認知，也似乎不想去認識，很單純的就把大學當作是高中教育的延伸而已。這就難怪我們在大學校長遴選這件事上可以鬧出那麼大的風波，而不自知如此風波的背後，突顯的是孱弱的高等教育與一群不識大體的社會菁英。
痛定思痛，我們似乎可以借著這個悲鬧劇的結束，來思考大學校長的遴選及養成過程。在國內，教育學術界曾經如火如荼的發展所謂的「校長學」，論述一個校長應具備有什麼樣的才能器識及如何地陶成如此的校長。數個設有教育系所的大學也有所謂的校長培育中心。但很可惜的，現有的校長學及校長培育中心，關心的都是中小學校長的養成。究竟一個大學校長應有何種的知能？究竟我們可以從何種途徑聘得或培育具有如此知能的大學校長？這些問題似乎不是我們臺灣教育學術界或高等教育界所關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