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過一段民國史包括北洋史，印象最深的一個詞，是所謂「函電交馳」。那函電大致類似今天的微信微博，即屬於傳統的社交媒體，只不過普通人玩不起：成本太高，高到每個字的費用可能跟今天一個月的網費不相上下的程度。敢於「函電交馳」者，當然都是已經實現了財務自由的精英階層，軍頭、政客而外，大抵是學者紳商者流。
之所以提到這個詞，是我剛讀了徽州地名之爭的系列報導。徽州這個古地名早已經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謂「黃山市」。雋永的古地名被土鼈的新地名取代，此非第一例，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例。讀了相關報導，一個聯想本能地浮上腦際：這要是發生在民初及北洋時代，該是怎樣一番「函電交馳」的盛況啊。那時每遇公共事件，各界動輒「函電交馳」，商會、同鄉會等等社會組織，及各界大佬，莫不奮勇爭先，該出手時就出手。他們當然沒有今天聽證會、行政訴訟、政府資訊公開等時髦的玩意兒，但僅僅「函電交馳」一途，已足以讓亂政者灰頭土臉。
對比當年盛況，二十多年前徽州古地名消失時，徽州文化遭到權力強暴時，何其平靜也，聽不到一點點質疑的聲音。百年前國人尤其精英階層的那股血性，那份公共關懷尤其對自己故鄉的關懷，那份擔當，都到哪裡去了呢？
徽州二字，是金不換的文化地標。她不只是一些論者所稱的，是徽州人回家的路，她更是徽州人的文化血脈。她的淪亡，因而不只意味著故鄉的淪亡，更意味著文化的淪亡。而類似這種文化淪亡的悲劇，類似這種對於文化的強暴，這幾十年簡直此起彼伏。所以確實不只是一個血性問題，人們也確實見怪不怪，確實早已經麻木了。
百年前的中國精英，曾有「亡國滅種」之憂。實際上百年亡國之憂並非那麼迫切；百年「滅種」之憂即文化淪亡之憂，倒真的不是危言聳聽——捫心自問，文化上，我們還算得上中國人嗎？不僅文化上算不得中國人，文化上徽州人也不再是徽州人，沔陽人也不再是沔陽人，思茅人也不再是思茅人……。總之，我們的祖國和故鄉，同時被權力掘了墓。如果說祖國如父，故鄉如母，文化上我們幾乎父母雙亡。羅大佑有首歌《亞細亞的孤兒》，說的是台美斷交和台灣被逐出聯合國之後，台灣人獨立寒秋那種無助的蒼涼。用這歌名來概括文化上幾乎父母雙亡的中國人，何嘗不是異常的貼切？
文化是最終的家園，文化淪亡比國家淪亡更可怕。猶太人可以失去國家，但是不能失去文化，哪怕千年飄零，他們也極其頑強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血脈，極其頑強地捍衛著自己的文化家園。並因為對文化的固守，他們縱然沒有國家，仍不失為一個強大的共同體，怎樣的政治力也無法分解這個共同體，並最終在政治上複國。猶太人的這一經驗告訴我們，文化救亡可能比國家救亡重要。但百年來，我們只強調後者而無視了前者，對制度決定論、政治決定論的迷信，讓我們把百年心血都只投入後者，結果非但制度問題、政治問題一誤再誤，文化上更是一敗再敗。這教訓何其慘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