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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對生命的踐踏和毀滅
文化大革命最恐怖的地方在於對人的生命的漠視、蔑視,它營造出一種不珍惜人的生命的社會氛圍,這種社會氛圍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國。在本書中,我首次讀到有關文革期間的流行病、最為致命的腦膜炎的資料。在文革後期出生的我,從小就聽父母講述腦膜炎有多麽可怕,在鄰舍和校園中,也常常見到因患過腦膜炎而殘疾、弱智的同齡的孩子。
本書指出,腦膜炎是天災,更是人禍。一九六六年八月,腦膜炎首度出現在北京,並且在幾個月後達到流行高峰。毛澤東號召青年學生「全國大串聯」,在北京被感染的學生搭火車把腦膜炎帶到鐵路網沿線的大城市,在這些地方演變成流行病。相關單位發出警訊,中央委員會也得到正式通知,卻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因為無論什麽都不可以阻礙革命的道路。當時,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已陷入文化大革命的荼毒中,就連基本的口罩等醫療用品都處於短缺狀態,這也導致許多醫療腦膜炎病患的護士和醫生自己都受到感染。多數醫院連口罩都買不起,更遑論治療腦膜炎所需的藥物。美國願意提供醫療援助,但是傲慢的共產黨政權拒絕接受。一九六七年,治療腦膜炎的藥物過於短缺,中國政府不得不向外國藥廠求助,購買數百噸藥品。到了情況得到控制的時候,已有超過十六萬人因腦膜炎而死亡,留下終身殘疾者更有數百萬人。
官方從未對民眾披露腦膜炎的真相。但很多比我年長一代、參加過串聯的人,都在回憶文章中提及腦膜炎這個當年讓人談虎色變的傳染病。旅居澳大利亞的作家阿森在《十年記憶》中寫道,那時他十一歲,興奮地參加長征:「走到浙江嘉興,去看了‘一大’開會的船,激動的革命小將圍著‘聖船’高呼。可是南湖裡卻不時漂過來一具具屍體。當時嘉興武鬥得很厲害,雙方都把死人往湖裡扔。……長征途中我們遇到了很多的關卡。關卡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防止腦膜炎,每個人鼻子裡都灌了許多甜甜的東西,一天要灌好幾回。據說腦膜炎也死了不少人。」
廣東省委辦公廳的一份告急電報顯示:「廣州現已來四十萬革命同學,很快可達六、七十萬,準備達到一百萬。廣州市等於成年人增加一倍。……交通帶來一系列困難,人越積越多,走不了,沒錢,沒糧,沒衣穿;有的住二十多天一個多月,非常著急。疾病——急性腦膜炎、霍亂流行,十一月十三日已經昏倒七、八人。外地蚌埠死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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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駭人聽聞的是,很多地方非經法庭審判而由「群眾組織」對「反革命」執行死刑,死刑之後又公開演示吃人。本書指出,最黑暗的慘劇發生在廣西武宣。因在大饑荒中偷一袋大米被判刑七年的周石安,剛從勞改營釋放回家,就被「群眾組織」抓捕。他的弟弟周偉安是造反派之一,已被殺害、切塊、分食,頭和一條腿放在市場裡展示。人們宣稱,周石安「是回來報仇的」,於是判處其死刑。「一把五英寸的刀切開他的胸膛。此時他還活著。一名地方領導挖出他的心和肝,其他村民也有樣學樣,把受害者分食到只剩下骨頭。」武宣總共有七十多名受害者被吃下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