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坐上中國冷戰史研究的第一把交椅？毫無疑問是傳奇般的、非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沈志華。
沈志華在北京長大，畢業於名校北京四中。儘管他與共產主義制度有衝突，但他有著近乎完美的共產黨家世：他的父親在國共內戰期間加入毛澤東在延安的軍事基地，後來在黨內官運亨通，官至中國監獄系統的二把手，而他的岳父是中共元老習仲勛的好友——即便如此，沈志華本人仍然不能免於似乎註定的牢獄之災，他在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兩度蒙冤入獄：毛時代，他報名參加空軍，入選飛行員，突然被降為地勤，並遭誣告而被迫復原。還是他自己去找到誣告人，讓對方寫了證明材料，才把誣告材料從檔案中取出，否則那薄薄一張紙會讓他終身成為賤民。文革快要結束時，他又因議論時事，言多必失，被「四人幫」關進監獄，「四人幫」倒臺後才獲釋。
在鄧小平時代，沈志華歷盡波折進入體制內，開始其學術研究，卻又被指控為美國從事間諜活動，再次入獄兩年。間諜指控源于他向一名美國留學生提供了一些關於中國農業改革的文章，當時他並不知道，中共當局懷疑這名美國留學生與中央情報局有關。在獄中的兩年裡，他發明瞭一種方法，將一個空牙膏管做成鋼筆。他向獄方要求獲得關於毛澤東、馬克思和列寧的書籍，如願以償後，在蘇聯的《新經濟政策》一書的空白處寫下第一本書的筆記。
體制內的大門重重地關上了，沈志華只好「下海」求生，靠著聰明才智，炒黃金賺了幾百萬。但他心中從事歷史研究的理想仍未改變。上世紀九零年代初，趁著蘇聯解體，沈志華孤身跑到俄羅斯，花了一百四十多萬人民幣，買下一萬五千份冷戰檔案，從此成為中國坐擁最多蘇俄歷史檔案的學者，這些檔案為解讀一九四九年以後冷戰背景下的中國歷史提供了紮實可靠的依據。他並不壟斷這些檔案，很快就將它們全部公開，讓同行共用，其胸襟之開闊，讓人肅然起敬。他還用賺來的錢成立民間歷史學研究機構，設立「東方歷史研究出版基金」，資助各類史學專著的出版。
當沈志華著述等身，在國際上獲得普遍承認之後，重返中國學術體制就水到渠成。這個世界是勢利的，對於有錢、有名又有真本事的人，門檻自動降低，規則束之高閣。沈志華這位沒有任何學術職稱和高等教育文憑的學者，先後被社科院、北大、人大、港大、華東師大聘為教授或研究員。沈志華創建的華東師大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也因他的緣故成為中國冷戰史研究的重鎮。
沈志華認為，在國際關係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任務是重構被扭曲、被遮蔽的歷史。重構歷史必須從個案做起，先搞清楚基本史實，再探討其背後的理論問題，這樣對歷史的理解才能不斷加深。他為自己設定了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希望中國揭開自己的秘密，打開自己的檔案，把中美關係、中朝關係的往事以及其他很多內容告訴國民。當然，習近平不會支持這個願望，中國的檔案機關始終是「庭院深深深幾許」。沈志華只好就現有的蘇俄檔案及中國已公開的史料、個人回憶錄等展開研究，《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中國》是他的一本重要的論文集。他試圖回答一個學界始終爭論不休的議題：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間，中國的國家政策為何選擇階級鬥爭，放棄經濟建設，以致十年後發生文革浩劫，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晚到了二十年？其中，既有中國國內矛盾的積累、黨內派系鬥爭的激化以及毛澤東個人陰狠自大的性格等因素，但沈志華第一次將目光轉向外部因素——中蘇關係以及中國在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中「話事權」的變化，無不對中國的國內政治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