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權威與諍友」之間的模糊關係，是直到1958年胡適回到中研院擔任院長才打破了。
1958年4月9日胡適剛回到臺灣就與蔣介石會見，談學術與辦大學的事，不料次日，中研院的院士會議中，蔣介石的致詞就引發風波。他表示：目前所有目標在反共複國，希望今後學術研究配合此一目標。此時大陸正在批判胡適，蔣介石便說，批判胡適是「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他等於為學術研究界定了政治目的，把提倡民主自由的胡適歸為舊道德倫常的一部分。
胡適當然無法接受，遂起來反駁。據李亦園記載，胡適一站起來就說：「總統你錯了。」他的論點是：我們學術界和中研院要挑起救國任務，但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至於大陸的批判，他認為不是基於倫常道德，而是他教了年輕人要獨立思考，什麼東西都要拿出證據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打倒一切教條主義、盲從主義，不被人牽著鼻子走……他舉法國巴斯德為例說，他研究微生物有成，促成釀酒、蠶種的改良。也就是說，學術如何救國，還是要靠學術界來定義，不是政治領袖說了算。
胡適這一番話，為學術獨立與自由樹立了一個里程碑。可蔣介石吃了這一頓說教，心裡一直很不舒服。四天後他宴請中研院評議會和院士，胡適、梅貽琦等學者在主座，梅貽琦為了打圓場，還特別感謝蔣介石愛惜學者，派飛機到北平接出許多學者。據蔣介石日記記載，胡適聆言「並無表情」。他在此日記中批評胡適「狹小妒嫉一至於此，今日甚覺其疑忌之態可慮」。自此，蔣介石未曾再去過中研院。
然而最妙者莫過於蔣介石與胡適之間，並非自此不再往來，而是彼此「相敬如賓」，或「相敬如冰」。
胡適一直夢想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但在中國近代史上，並無這樣的領袖人物與胸襟。他徘徊在政治與學術的邊緣，曾被邀請當行政院長而拒絕，也曾被蔣介石點名去選總統，蔣願意當他的副手，他也拒絕；他唯一擔任的公職是駐美大使，那是在抗戰時期，為了爭取美國的資源而特地請他出任。他到處演講遊說，以其學術地位，為中國爭取支持。和宋美齡所扮演另一種角色，呈現不同的功能。
等到抗戰勝利，他寫信勸蔣介石仿效土耳其，把國民黨分裂成幾個小黨互為制衡，以利民主實現。有一段時期，他還支持籌組第三勢力，以制衡國民黨。可惜都未能成功。
然而他總是像他自己詩裡寫的：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從政治上來看，他真是一個失敗者，一個在權力旁邊，為民主理念苦苦相勸、鳴鳴啞啞討人厭的諍友。可是他連自己的好朋友雷震入獄都救不了，真的是「無力振乾坤」。
我在幾次的演講中總是以此描述自由主義如胡適，在中國是一個無力的勸諫者，悲哀的理想主義者，無力的行動者。相較於共產黨的革命，這些人和權力相較，簡直柔弱到讓人搖頭的地步。
然而，距離1917年初，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至今近百年的此刻，我回顧臺灣的歷程，看到擁有權力者的蔣介石，在民主化之後，歷史評價逐漸改變，負面評價與平反交替出現，為臺灣建設做過貢獻的蔣經國則為大多數人認同；而胡適的理念，他當時不斷呼籲，不斷召喚的理想終得在臺灣實現，成為共同信行的價值，那誰是影響臺灣歷史最重要的人？誰是真正的有力者？
我開始相信，歷史沒有給出公正的答案，不是因為歷史並不公正，而是歷史時間還不夠長，而我們還未看到。
胡適那柳條般修長的字體，也不是柔弱，而是一種知識的韌性，任他東西南北風，信念不動搖。
讀書人，在狂風暴襲、寂寞無力的時刻，想想胡適，想想長遠的歷史，但願心中會多一分從容，一分沉靜，一分底氣。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原刊騰訊大家網（原標題：《那些最脆弱的召喚，卻是最恒久的價值》，責任編輯：趙瓊）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