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科學方法」呢？最起碼的原則可說叫做「無徵不信」；引用胡氏術語就是凡下任何結論，必需要「拿證據來」。自從自然科學在我國生根以後，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可以說是全部服服貼貼地接受了「拿證據」來的原則，但
是在社會科學方面（尤其是歷史學），當今許多第一流的學者還不免擅下結論，而不談證據。
在科學上，任何結論都要有證據。由無數個小證據得出的小結論結合起來才能從事於大證據大結論的研究。正如放一支火箭上太空中去，首先要解決數萬，乃至數十萬個小問題。這些小問題解決之後，做綜合工作的人，才有把握把格林中校送上天空。據美國主持太空計劃當局所發表的數字，我們知道為送一支火箭上天，當局曾和九千個不同的工業機構和大學訂有研究合約，以解決某些小問題。其中如有一個問題不解決，「火箭可以升空」這一結論都是下不了的。
研究社會科學的程序亦復相同。研究大問題要從研究小專題入手。小專題解決的不夠，大結論就不能下。馬克思「資本論」中最大的缺陷而成為他底結論的致命傷的，便是他對「亞洲式的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只提出「大膽的假設」，而沒有能「小心求證」，因為十九世紀西洋學者研究東方學的成果，還不足讓作綜合研究的大學者來下結論的。所以當今歐美名學府對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的訓練，便是側重小專題的研究。這與我國傳統的史論家，動輒「溯自三代以來」的治學態度是頗有出入的。而胡適之先生便是以「科學實驗室的方法」來「整理國故」的第一人。他入手的方式便是「小題大做」。治大國或可以如烹小鮮，但是作一個大題目的學術研究，卻不可以囫圇吞棗。
筆者嘗助理胡先生撰述其最後一部未完成的英文遺著。一日胡先生提及治學方法和「小題大做」的事。我便問他說：「胡先生為什麼要在《紅樓夢》和《水滸傳》上下那麼許多氣力？為什麼不在更有價值的古典著作中，做點科學的整理工作哩？」
胡先生說：「你不曉得那時的情形。那時返國的留學生如丁在君他們都在極力介紹西洋的科學的治學方法。但是他們寫的太專門了，大家不看，便發生不了影響。不像我寫的通俗的東西，很Popular，大家都看，所以影響就大了……你看，顧頡剛在他自傳裏不是說看了我的〈水滸傳考證〉而學會考證方法的嗎？」
頡剛先生也是影響筆者最大的幾位老師之一。後來我因工作關係由適之先生特許閱讀其數千頁未發表的日記和函札。我細讀胡先生和顧先生早年關於《水滸傳》和《紅樓夢》討論的原件，才看出顧先生所受胡先生治學方法影響的線索。
當今學者還有批評胡氏致力於《紅樓夢》和《水滸傳》考證為閒情逸致，殊不知這些文字在中國治學方法上卻發生了劃時代底影響。
適之先生是死了。但是他底領導中國從中古文明走向現代文明的思想—也就是團體生活走向民主化，知識發展走向科學化—是永垂不朽的！
＊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中美外交史1844-1860》、《晚清七十年》和《張學良口述歷史》、《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2009年10月26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本文選自作者選集《五四新文化》（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