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作此推斷時，心中絕無低估祖國文化之意。相反的我在西洋朋友和美國學生之前卻誠心誠意地替「偉大的中國文化」作吹鼓手。因為我們舊社會裏的制度，不但不是壞制度，而且是中世紀農業社會中「較好」的制度。試看世界史上，那一類文化在古代或中古能做到中國帝王時代一來便是二三百年的繁榮和安定的局面呢？東西羅馬和印度阿拉伯，沒一個能和中國比的。
但是我們所說「較好」只能就古代和中古的農業社會來立論。這個農業社會中的「較好」的制度，到二十世紀科學和工業文明的社會便完全不能適用了。這不是胡適之和孫中山要變，而是時代要他變。同時也不是只有中國變而西洋不變。須知在科學方興和工業革命初期，西方文化和社會所受到的震撼，並不下於西風東漸後的我國。
舉例以明之：西方中古時期教會政權之不科學和反民主實有甚於我們的大皇帝和儒教。但是經長期的鬥爭，宗教政權才逐漸向科學和民主由讓步到合作。中世紀的教皇不惜屠殺堅持地球轉動說的天文學家。可是到十六世紀末紀，他們反而要利用天文知識，來向我們中國傳教了。他們的傳統社會和文化也是經過較和緩而更長期的鬥爭，始向科學和民主低頭以求合作，始由「中古」文明，走向「現代」文明的。
自西風東漸後，停滯在中古文明的中國，自張之洞以後，大家也都覺得舊的東西非徹底的「變」不可了，但是究竟如何變法，卻不能道其詳，因為一般主張「變」的新人—如教會裏面的人—他們不能了解什麼是傳統中國，只是盲目崇洋；一般舊人如康梁等則其西洋文明的了解，就更膚淺了。這時天與人歸，出了一位深通祖國文化的洋博士胡適之，他回國之時正是舉國思變，而不知如何變法之時，他能一語道破，所以便舉國和之了。他主張我們需要接受能夠與廿世紀科學和工業文明相配合的民主的生活方式。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舊文明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來「再造文明」。孔丘和朱熹一干人的言論和教條，我們要加以審查，可存者存，應去者去。不要讓「子曰」如何而影響了我們的進步。
適之先生的聰明才智，和恂恂的師範，原是不世出的。再配合上時代對他的需要，所以二十幾歲，就名滿天下了。單就「時代」這個條件來說，容閎，嚴復諸先生，就沒有適之先生幸運了。
胡先生所提倡另一個口號「科學」，也可說對現時代「治學」和「思想方法」的「一字破」。
科學在人類文化史上出現，在中國可能早於西方，或僅次於埃及。在十六世紀以前，我們中國歷史家可以大膽地說，我們的成就遠大於西方。可是把科學看成一種治學和思想的一種法則，使它成為一種有系統的學問，那便是近三百年來西方學者的事了。如公平地研究文化史，我們斷然不能掠人之美。我國清初的「樸學」也可說是深得「科學方法」之三昧，但是它應用的範圍太狹隘了，可說是尚在萌芽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