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今天的轉型路徑之爭，不是什麼革命改良之爭，而是要不要合力之爭。如果承認需要合力，就必須最大容忍。容忍當然指容忍差異，容忍多元，容忍無害他人的不同選擇。如何對待差異，如何對待多元，如何對待不同選擇，就成了能否彙聚最大合力的關鍵因素。
容忍不僅是策略所需，也是基本的政治正確，這基本的政治正確就叫有限理性，就叫謙卑，即你沒有權力不容忍，因為你不是上帝，你不可能壟斷人類進步的秘訣，沒有任何人可以壟斷人類進步的秘訣，人類的進步尤其是中國當下的轉型，本來就應該是一個開放的進程，對每個人的開放，每個人都有權以他認為最適合他的位置、最適合他的方式來參與、來試錯。
尊重差異、尊重多元、尊重不同選擇，當然不能沒有底線，在我看來，底線就是不作惡，就是不站到專制一邊。只要不作惡，不站到專制一邊，就都是朋友，都要尊重。這才能激發每個人的最大潛力，以每個人的最大潛力為基礎，海納百川，不僅形成最大合力，而且形成最大限度的社會縱深動員機制。
這種容忍為前提的變革，是手段跟目的統一的變革，最人性化、最符合自由精神的變革，在中國歷史上是全新的，三千年中國史，從不曾有過這樣的變革。中國不缺所謂革命，但都是排他的、不容異己的、不容自由選擇的所謂革命。獨斷和強迫症是其鮮明特徵，不站到我這邊就都是敵人，為此不惜欺蒙、綁架、裹挾。這種不擇手段的所謂革命，最終必然異化，必然走向專制。
是全新的變革，即容忍為前提的變革，符合現代文明基本要求的變革；還是排他的、唯我獨尊的傳統革命，中國今天正在這樣的十字路口。所謂轉型路徑之爭，無非如此而已。容忍自然就包括了容忍不作惡的體制內人士。這不僅基於人道，也是為了盡可能分化體制，孤立體制，而強化變革力量。這本來很好理解，偏偏一直遭到攻擊和汙名。必須承認，傳統革命畢竟形塑了幾代人的心靈，今天很多真誠的抗爭者，仍受傳統革命局限；如果不那麼真誠，而是懷抱當年劉邦「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之志，則更要深陷傳統革命的泥沼，更要排他、更要唯我獨尊。主張容忍不作惡的體制內人士，更被他們視作大逆不道。甚至無須任何證據，直接歪曲為「公開承認現政權的合法性，並認為應該經由現政權本身的改良以達成憲政。」如此公開栽贓，缺乏起碼的政治誠實。
這就又要說到郭飛雄。郭飛雄無疑是合力論者，主張改良、改革、革命「高度協同」。但這並不構成他對體制內力量的任何依賴。恰恰相反，這依賴是他最警惕的。他反復強調，作為獨立的民間人士，不應將轉型的主要希望，寄託在體制內改革、改革派和改革家身上。僅僅依靠體制內改變，並不夠，也是一種無力的表現。真正的變革，只能從官民、內外、上下的多元變數耦合中產生。公民社會才是真正的變革主體。人民主權的崇高理想，必須經由公民社會的播種機落地生根，因體制內外合力催化，才會盛開憲政之花。這是郭飛雄設想的轉型之路，也是我跟郭飛雄的共識，相信也是這次給錢楊打抱不平的很多學者的共識。這跟單一路徑的所謂改良，何嘗有半毛錢的關係。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虛擬的革命改良之爭，這些年不知炮製了多少話語泡沫，惹出了多少不必要的糾紛。這一切是到畫上句號的時候了，是到面對真問題即如何彙聚最大合力的時候了。
＊作者為獨立學者，前《南方周末》評論員，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