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百零五歲的楊絳老人過世，意外在中國知識份子圈掀起一波「錢楊之爭」的毀譽之辯，圍繞在知識份子的「沈默」，而對公共事務或一般認知「政治」的沈默，到底是世故還是禁忌？是自保還是犬儒？甚而對沈默都保持沈默，有論者認為「討論沈默」是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也有論者認為在時代的壓力下（如文革），勇敢不該說得如此輕巧。
有人給錢楊之爭的雙方在政治上如此定位：
「這兩個陣營大都可視為是認同自由價值的人群，但在如何實現自由方面，或者說就國家政治轉型路徑而言，雙方卻存在著深刻的、原則性的分歧：一方面的人不否認，甚至公開承認現政權的合法性，並認為應該經由現政權本身的改良以達成憲政，獲得自由；另一方面的人則不承認，甚至公開否認現政權的合法性，並認為應該通過終結現政權的變革來建立憲政，獲得自由。」
首先澄清一個事實：這是彌天大謊。就我視野所及，給錢楊打抱不平的代表性學者肖雪慧、蕭瀚、郭于華等，在所謂關鍵問題上從不含糊，從未承認過所謂合法性，從不認為只能經由自身改良才能達成憲政。給無關革命改良的錢楊之爭，硬貼上革命改良的標籤，自己則搶佔革命的道德高地，這不厚道。
回頭再說革命改良之爭。這也是偽問題。
對所謂革命改良之爭，維權領軍人物郭飛雄早就一語道破：「改良改革革命之爭是康有為孫中山年代和1920年代舊話題，置諸今日屬低學術性質。辛亥革命已充分證明三者在根本道義和操作實踐中的高度協同。」
但在我看來，革命改良之爭豈止「屬低學術性質」，更「屬低現實含量「：改良無力，體制自救之路不通，早已為胡趙慘敗所證明，並不是今天某些人的發明。但體制外的革命難道不是更無力？一方面政治和社會危機不斷加深，但另一方面，十多年前即已流行的「只有兩三年了」的危機革命預言，何嘗應驗過？
無論單靠改良，還是單靠革命，事實上都走不通。而這不是今天的問題，清末即已如此。辛亥革命的勝利不是單一路徑的勝利，如郭飛雄所稱，應歸於「三者在根本道義和操作實踐中的高度協同。」沒有革命党在武昌打響第一槍，沒有立憲派在各省獨立，沒有袁世凱憑藉北洋系的強大實力逼清廷退位，三元素的任何一種元素缺位元，辛亥革命迅速和最小成本的勝利，都是無從想像的。
今天的中國已經發生深刻變化，轉型之路比百年前的清末，更複雜更不確定。 一個最深刻的變化，就是今天朝野力量的對比，比清末更懸殊。單一路徑更不可能完成轉型，比之清末，更迫切地需要合力，即郭飛雄所說的改良改革革命三者「高度協同」。或者換句話說，今天轉型能否成功，就取決於最大合力能否形成。惟有最大合力，才能克服轉型的結構性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