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聽證會才是民主程序的體現，在積極面可集思廣益、釐清爭議，讓行政機關、委員在做出決策前有更充分的資料可參酌。消極面還可以避免因充分不足做出偏私、專斷、甚至錯誤的決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在保護官方自己。
誤解二：過去都委會沒辦過，新政府才應該創立典範
既然聽證會才能體現民主程序，為什麼內政部要拒絕？花敬群說：「終究在過去台灣都市計畫下，並沒有所謂聽證方式，這個案子我們也不希望塑造一個特例。」
這句話說的再白不過，不是不能辦，是不願意辦，也許擔心此例一開往後沒完沒了，但講「過去沒有規定，不想創新例」恐怕不太好吧。
過去都委會就是因為過於封閉，搞得天怒民怨，民進黨接下南鐵東移案這麼有指標性的案子，難得可以辦個聽證從徵收源頭的都市計畫就好好處理一次，也是一種典範的樹立，如果因為怕麻煩所以不想做，那請問要新政府幹嘛？
而且過去四年南鐵東移案有太多「價值順位」的問題與衝突，這些在都委會的程序也無法處理，唯有在聽證會才能充分論述。這些包括：如果台南市府、自救會兩個版本都可以實現鐵路地下化，也具體可行，為什麼不必顧及居住權，而把工程經費問題置於私有財產權保障之上？
還有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徵收居民的家去做綠園道是不是？私有財產權保障的價值和工期及財務的考量孰高孰低？這些都必須論述。而聽證會就是一個最好的場域，回到都委會就很難觸及這些價值討論，而這卻是此案爭執的核心。
誤解三：行政沒有善意、惡意，民主程序不能再退
最後花敬群說，請大家看到他的善意，各退一步。但說實在的，行政沒有善意、惡意，就是為人民著想，做自己該做的事而已。反倒是該做的事不做，卻反過來要求大家各退一步。民主程序只有往走前，如何再退、又如何能退？
都市計畫從來都不只是單純的工程問題，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決定，誰做決定誰就要負責，如果有這個認知，新政府如果要給人民示範什麼是溝通、什麼是民主程序，那就請從召開南鐵東移案聽證會開始。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