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退休後，我較常到大陸各處走走，也喜歡聽聽大陸的歌唱選秀節目，令我很訝異的是，鄧麗君的歌曲在大陸居然如此廣受歡迎，幾乎男女老少都對它喜愛有加。
記得鄧麗君的歌曲在台灣開始流行的時間，約莫是1960年代末，正是我高中、大學的時代，彼時台灣正展開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思潮也隨之傳來，校園裡最流行歌曲是西洋歌曲，而像鄧麗君等的國語流行歌曲並沒受到特別青睞，只被看成二流歌曲，但這些二流歌曲在兩岸開放交流後，卻成為大陸百姓的天籟。
其實不只鄧麗君的歌，幾乎所有台灣當年流行的國語歌曲都傳入大陸，且深受喜愛。我還聽過大陸有人唱起歐陽菲菲的「熱情的沙漠」，這首歌約流行於1974年間，當時我正在景美政治犯監獄的洗衣工廠洗衣服，眾政治犯難友們一面洗衣一面哼著這首歌，把它當作好笑的歌曲。
台灣的國語流行歌曲，除黨八股的愛國歌曲外概皆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主。這是因為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不允許反映社會面的歌曲出現，只容許個人情懷的歌曲。
這和大陸剛好相反，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正進行國家漫長且艱困的工業化時期，此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必須從全國百姓身上提，被稱為「內生性的自我剝削」，為了號召全民共體時艱投入國家的工業化，因此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長期被壓抑在集體主義、階級鬥爭等社會主義運動下，個人生活、個人情懷則一定程度上是會被批判的，因此像鄧麗君的這種歌曲，幾乎不可能聽見，聽說當初老百姓剛剛開始聽鄧麗君的歌時，還是偷偷摸摸聽的。
製作「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凌風說：「鄧麗君代表一個時代的符號。」，對台灣來說這句話有些過獎，但對中國大陸來說這句話或許並不為過，畢竟鄧麗君的歌曲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巨變而傳入。
與中國劇變同時傳入的還有西方的物質文明以及商業文明，這些文明令大陸從官方到民間，從高層的知識分子到一般市井小民都為之傾倒。
1989年2月我到北京拜訪當時一家電腦公司「四通公司」，與一位經理面談，他大讚西方的文明。
我反問：「你們不是正在提倡社會主義文明嗎？」
他不屑地回說：「什麼社會主義文明，日本、新加坡我都去過了，人家那個才叫文明。」
的確，要說文明，當時的中國實在很難與西方評比，物質方面中國落後太多，精神方面這位經理說：「人家那百貨公司的店員多有禮貌。」，而我這次到北京曾到一家雜貨店買紙張，卻被店員催著問：「買不買？買不買？…」，因為下班時間快到了。
還有伴隨這些文明進入中國的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此意識形態的薰染下，社會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甚囂塵上。這次到北京我也去參訪北京大學，看見校園的布告欄上，貼著一張小字報，一堆人緊張兮兮地圍著觀看，我也擠進去看了一下，上面寫的是呼籲中央領導人應如何如何實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些用詞潛字，我似曾相識，因為當年我在學生時代搞革命想推翻國民黨最終被抓進去坐牢前，所接觸到的，也正是這些西方自由主義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