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政治哲學家韋伯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一書中提到，律師在政黨出現的西方政治中居於重要地位，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有效的處理客戶的利益，是律師的看家本領，因此即使不利的主張或說法，律師也可能挺身辯護而獲勝；這樣的能力在為被告辯護、尤其是弱勢被告，確實另人欽佩，但這樣的能力用來為政黨利益硬凹，就令人望而生懼了。
「律師治國」這個名詞在台灣受到重視，應該是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期；陳水扁和其他的美麗島辯護律師群，當年都是諤諤之士，當紅的陳水扁甚至有「台灣丹諾」美名，但是以他為象徵的「律師治國」卻留下負評，關鍵在於治國若如律師作為一樣無論如何要贏，而且善鑽法律巧門，就令人不敢恭維；陳水扁的經典之作就是2004年以「防禦性公投」操作大選併公投。當年佔國會多數的國民黨老實的留下「防禦性公投」這一扇門，以備國家遭受外力威脅的緊急之需，因此成案門檻甚低，只要行政院會通過，總統就可交付公投；陳水扁果然不會錯過這樣的大好機會，即使當年國家並未遭逢外力威脅，他仍然著手「防禦性公投」綁大選。
運用法律巧門確實是律師很強的生存技巧，但是當他代表的當事人是國家時，這樣的巧門操作卻只會讓國家陷入嚴重的黨爭及對立，事後結果看來確是如此；2004年的總統大選果然是歷來對立、撕扯最嚴重的，「民主內戰」之詞也是當時開始出現，遺留的傷痕久久難以化解。
「律師治國」風格最近又重現江湖；蘇貞昌提名前雲林縣長李進勇出任中選會主委引發朝野對抗，針對黨籍的批評，行政院長蘇貞昌2月時就表示，法律未規定中選會主委一定要無黨籍，與其無黨籍、無經驗，不如有經驗，縱使有黨籍也沒關係；李進勇就職時除了重提法律未禁止外，甚至針對《中選會組織法》規定，中選會委員同一政黨委員席次、不得超過總委員數三分之一一事衍伸表示，具有黨政背景人士擔任中選會委員，對中選會運作是正面的。
其實，蘇貞昌和李進勇如果自覺言之成理，就不會有李進勇註銷黨籍的動作，既然法律未規定就可以，何必多此一舉；以蘇貞昌和李進勇的法律素養絕對不會不知道，法律除了條文外，重要的是立法意旨及立法精神，中選會組織法為何限制同黨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一方面是認定民主國家建基於政黨政治的現實(或是必要之惡)，但又防獨大政黨專權，所以才會有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的限制；此一條文再結合中選會組織法同條規定、中選會委員必須是「公正人士」，法律背後的立法精神昭然若揭，在在都在避免最重要的獨立機關淪於黨意或陷於黨爭。可以說，當蘇貞昌與李進勇兩位法律人以「法律未禁止」的條文力圖闖關時，其實是違背了立法的精神和意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