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片土地上要如何面對這些歷史，賴元裕認為更多的研究資料、檔案開放以及原址的保留是必須的；透過這些不斷堆疊出來的足跡我們才有可以追溯的途徑。賴元裕也認同人權園區其實有很高的包容度，而藉由博物館的正式成立，人權園區的定位也更加的完整，執行工作也變得明確許多。
議題本身不一定要輕鬆討論，但要突顯其價值。在內容的拿捏上更是要分外小心。在人權園區裡，賴元裕看見有各種不同的可能，尤其是在案件的解讀中，會發現其實它是有許多面向的；從討論到結論慢慢把難處正面化的過程，都是人權園區中很正向的力量和不斷推動的必要。透過案件的解析跟整理，我們能看到整個台灣被統一和推向獨立的進展脈絡，同時也會看見台灣的轉變。
丁玟伶：「為什麼保留不好的記憶？」，怎麼去看待記憶？
丁玟伶初次接觸人權園區時，其實是沒有太多好感的。整體而言，她認為園區有一種陰森的氛圍。但是在和白色恐怖的歷史接觸後，更多的感觸則轉成了「訝異」！也許這就是因為熟悉的土地和陌生的過去所交錯出來的奇異滋味。經過2年多與人權園區的互動後，丁玟伶認為空間的展示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尤其是人權園區的維護，可以做得更詳盡，畢竟保留遺址空間是探索歷史中很重要的一環。丁玟伶也期待展覽能趨向多元發展，而不要侷限於單一的方式，比如攝影展的呈現等。
人權園區的發展必須扣緊整個人權園區的核心價值，這是丁玟伶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也就是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不能在遍地開花的發展中失去了最應該被重視的主要理念。成為博物館以後，拓展不同群眾是很好的，也是未來必須的方向，但是依循著白色恐怖的脈絡持續推動，才不失其存在及保留的價值。
在一次導覽國小學童的過程，有個問題讓丁文玲在當下十分訝異：「為什麼要保留不好的記憶？」；丁玟伶認為小朋友有很敏銳的感觸，會針對他們認知很直接的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者是產生疑問。透過這樣的經驗，丁玟伶認為加強社會對這部分的歷史認識已刻不容緩。因為我們會透過不斷的被教育產生思考和探究的精神，讓真相能夠在未來由更多的群體共同發掘和討論。而在導覽陸客團時，丁文玲表示某些詞彙必須要小心運用，比如「匪諜」這樣的用語她就會一再斟酌是否恰當，畢竟中國是在威權體制中的進行式，很多時候很難真正的引起共鳴，或者是說沒辦法讓歷史相互映照；這些我們曾經走過的路，看他們現在正在走著，其實也會發現這樣的過程是很辛苦和漫長的，而台灣就是這樣一次一次地艱難地走了過來，才能有如今這一片遺址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