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年輕作為一名改革者走到今天，為何今天改革的槍口對準我？」面對掌權末期的抗議與批判，而產生驚懼的自我盤問，我相信蔣中正、蔣經國內心有過，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乃至此刻的蔡英文都有過。蔣中正、李登輝、陳水扁的貢獻因後人怯於闡述而被抹殺，過錯則被放大，蔣經國與馬英九幸能保溫，而蔡英文尚在未定之天。
「這並不是一個總統特有的哲學命題」，事實上，只要掌權的夠久，哪個政治人物沒掉進破題第一句話所描述的困境？誰不是光榮燦爛的以救世主姿態出場，而後千瘡百孔的黯然下台？即便柯文哲、郭台銘、韓國瑜、朱立倫、賴清德又能持盈保泰多久？是否評價已經開始鬆動？
為了完備論述的周延性與可驗證性，我們把討論範圍擴大，地方派系早先是替村里爭取建設的仕紳，如今變成利益輸送的同義詞？官二代與富二代想繼承父執輩的光榮遺志，變成動輒得咎的紈絝子弟？宗教組織原先用信仰安撫人心，信徒們如今困惑，為何以入世精神參與公共事務，他們做得越多，所支持的候選人民調越低？藍綠不同立場的媒體老闆為公共主張大力申辯，被年輕人看成社會動盪的來源？入閣執掌公器的教授們，想舉薦身邊的優秀學人投身報國，卻被指為「學閥」、「從鏡子裡找人」？過去在困厄中建設台灣的退休軍公教，如今也成了年金的竊賊？在志向與權力、公心與私慾的反覆拉鋸裡，每個都竟然都不知不覺從「改革者」滑落到「被改革者」的天平彼岸，誰逃脫得了被輿論槍口瞄準的命運？
每一個從事政治之人，都要走過幾個心理階段，從最初的理想滿滿，到發覺現實骨感，從天真認為寫文章、上街頭就可以改變社會，到發現參與政治的門票早被把持跟分配，從小職位開始做起，隨後面對政治抹黑及競選資金困窘，接著發現閃爍浮華的言詞比誠懇踏實更能贏得民眾支持，乃至掌權後認為自己可以「承擔更大的責任」，因此要設法掠取「更多的利益跟資源」，向一些「小的不正義之事」妥協，才有「做大事的本錢」，這是一代又一代從事政治之人週而復始的命運循環。
這個悲傷的命運循環是此刻才發生的洞見跟歸納嗎？非也，早在1919年德國哲學家韋伯早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演講中，指出從事政治者追求純潔動機的「心志倫理」，以及追求實際功業而在過程中放棄某些道德準則的「責任倫理」之間的差異、拉鋸、平衡。
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跨度了一個世紀，卻還低空盤旋在這個一百年前就提出的哲學命題，我們是該敬佩哲人的見識高超，還是羞愧後代從政之人無法在哲學視野上跨越一步？
在中華民國國史上，有幾位總統曾具備教授身份，我想問，你們依循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逐步攀登成為華人第一個民主政體的最高掌權者的過程中，在腥風血雨中經歷一切心志倫理或責任倫理的掙扎，你們想要對下一代承擔國家責任的公共事務工作者們「傳什麼道？授什麼業？解什麼惑？」還是叫大家去讀一百年前的韋伯政治哲學演講稿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