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是最原生的史料，它的價值高過於回憶錄，因為雖然同為出自當事人的手筆，但前者是當天紀錄的文字；後者是經過多少年後的回憶記痕，經常會有種種的失誤。除此之外，日記因為是記給自己看的，因此就更「真實」了。正如周作人所說的：「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的東西，因此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劄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更真實更天然的了。」
《顧頡剛日記》起於一九一三年，終於一九八〇年，其間經歷六十餘年。字數達六百萬餘言，可謂他一生的實錄。他也寫得很用心，他說：「我記日記之初，本沒有很多話。不料一經下筆，論議就混混而來，不能自休。一天的日記，輒費半天的功夫，寫去八、九頁的格紙，把我做事光陰便消耗多了。」（1919.1.15日記）也就由於他認真的態度，他的整部日記保留了許多珍貴的史料。從最早的《檀痕日記》，它可說顧頡剛早期看舊戲的心得報告，從這些看戲的經驗中，後來他悟出一個道理；「知道故事是會得變遷的，從史書到小說已不知改動了多少（例如諸葛亮不斬馬謖，而小說中有揮淚斬謖的事；楊繼業絕食而死，而小說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從小說到戲劇，又不知改動了多少，甲種戲與乙種戲，同樣寫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點的不同。」（《古史辨自序》）他這些觀點後來成為他「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一說的誘因。
一九一八年八月，顧頡剛喪妻，後經好友王伯祥、葉聖陶之介，認識殷履安。後來他向祖母說起殷氏，得到祖母應允，於是便派人去求親。為了這門親事，顧頡剛煞費苦心，因為長輩篤信算命，除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外，又費盡唇舌，終才底定。在日記上留有非常詳盡的批命格、合婚、送禮等細節，這些都是研究民俗極寶貴的一手資料。另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月、三月的最後一天的日記裡，顧頡剛詳細地紀錄了當月生活的帳目，因此我們得知當時他的月薪才只有百元，他一月份收到《小說月報》的稿費三十元，二月份收到《詩經》論文稿費五十一元，《後期小學國語教科》特酬六十元。這些稿費對他來說無疑地是很重要的收入，我們同時也知道當時的物價指數，例如熱水瓶三元、皮鞋五元二角六分、《東方雜誌》全年三元六角、明本《左傳》一元等等。而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他更增列一年來所作文章，約九萬字。次年年底的日記，更增列一年來所編的書、所辦的事，除此而外還附有一長串的友人通訊錄，因此我們得知徐志摩曾住在「兵部窪中街三十九號」，陳衡哲是住在「都城隍廟街八號」等等，都是極富史料價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