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關稅策略的最大問題是不會成功。此一策略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漲，喪失的工作機會可能會比保留的還多。同時，由於川普政府與國會已同意在二○一八與一九年大幅減稅，財政赤字也會大幅擴增。這等於美國儲蓄下降，鑑於外部逆差是來自儲蓄與投資之間的關係，財政赤字擴大也會導致外部或貿易逆差增加。加徵關稅不但一事無成，而且只會觸怒美國的盟友與對手。同時，美國政府若是做得太過火了，毫無疑問會導致國內共和黨議員與企業界的反對聲浪更為擴大。
此外，如果中國覺得受到欺負或是羞辱，可能不再只限於以牙還牙的報復手段，因為其來自美國的進口遠不及其對美國的出口， 而將目標瞄準在中國營運的美國企業。在此一方面，中國是有一套模式的。例如二○一七年三月，中國限制國人赴南韓旅遊，以抗議首爾政府同意裝設具有爭議性的美國飛彈防禦系統。在二○一六 年十一月，由於不滿達賴喇嘛訪問蒙古共和國，中國對該國出口商品加徵懲罰性費用。二○一二年，由於釣魚台引發緊張情勢，中國政府鼓勵反日抗議與針對日本企業的行動，另外也因黃岩島的糾紛而限制菲律賓的香蕉進口。二○一○年，中國禁止挪威鮭魚進口，因為對中國異議份子劉曉波頒發諾貝爾獎，並且也對日本與其他西方國家停止出口稀土，部分原因仍是在於之前的釣魚台爭議。看來自川普上台以來，北京當局也不是閑著不做事，而是就一些可能成為報復行動目標的公司與產品發展出一套策略。
美國關稅策略的最大問題是不會成功。此一策略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漲，喪失的工作機會可能會比保留的還多。
中國可以針對在國內影響為零或是微不足道的企業，或是已有替代性外國供應商的企業。例如中國可以取消對波音的飛機訂單，而由空中巴士來取代。在二○一五年時波音在中國銷售約佔其全球銷售的百分之一二。中國也可以針對半導體業者如高通（Qualcomm）與博通（Broadcom），他們大部分的營收都是來自中國。中國也可以懲罰在中國擁有龐大業務的企業，例如蘋果、通用汽車、沃爾瑪與星巴克，他們在中國業務龐大，而且都在尋求擴張。但是這種針對美國企業的策略對中國也潛藏高度風險，不威脅到中國的工作與生活，同時還有美國與其企業和中國間僅存的信任。這是中國可能不願承擔的代價，除非是情勢緊迫。
習的中國不太可能因為貿易戰而陷入混亂之中，除非雙方的政治關係已經瓦解。不過無論如何，如我之前指出的，貿易僅是表徵而已，真正的利益衝突是在於科技與中美企業在對方國家進行投資或營運的相關條件。其中一些利益對雙方而言都是最基本的──所牽涉的從國防與國家安全，一直延伸至經濟實力與商業化──相形之下，同意在貿易安排上有所改變看來近乎容易。因此，我們也需要檢視投資上的緊張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