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導，蔡總統特使宋楚瑜，如果能去成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袖會議的話，將與俄國總統普京同組討論。當年兩蔣與蘇俄交涉的歷史，可能對宋楚瑜有所啟示。
1968至1971年間，兩蔣曾經透過多條渠道與蘇俄談判兩國關係。其中有兩條渠道較為重要，其一是在中華民國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與蘇俄在當地的外交官之間，另一條渠道則在新聞局局長魏景蒙與蘇俄克格勃間諜路易斯之間。雙方交涉近四年，討論南北夾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毛澤東的辦法。
1968年春天，正當中國文革武鬥遍及全國之際，在東歐的捷克斯洛伐克，民眾發動了爭取民主自由的「布拉格之春」運動，蘇俄先恫嚇威脅，8月下旬直接入侵布拉格鎮壓，姿態咄咄逼人。毛澤東擔心蘇俄也會入侵中國，中蘇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因此，世界各地的蘇俄外交官主動接觸臺灣外交官，而蔣介石順應此情勢，全面掌控雙方接觸的過程。1968年9月7日，蔣介石接到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與專赴墨西哥參加談判的新聞局副局長朱新民二人報告，報告指出，蘇俄自佔捷以來，對臺灣態度與政策有轉向積極的趨向。蔣介石深知蘇俄態度的轉變，是為了借力使力「彼對美、德、日之戒心加深，而對匪共亦急於設法解決，自必只有利用我力量與地位，否則無法對毛匪制裁。」蔣介石認為蘇俄不懷好意，但「我反攻復國政策亦只有利用俄共此一轉機，方能開闢此一反攻復國之門徑；否則如專賴美國，只有凍結我在臺灣為其家犬，決無光復大陸之望。」蔣介石認為美國力求安定自保、不允多事，所以阻止他反攻大陸。但他對於如何回應蘇俄，非常謹慎「此為國家存亡、民族盛衰之最大關鍵，不得不有所決定，但必以十分慎重出之。」
1968年9月11日，蔣介石召見朱新民，指示其對蘇俄密使談話時的要點。蔣介石特別擔心蘇俄製造一個聽話的中共來取代不聽話的「毛共」，因此提出蘇俄不扶植新中共等條件。9月28日，蔣介石記曰：「俄共對我態度比較積極，力圖與我接近，此一現象應澈底研究與準備，似應外弛內張以對之。」二日後（30日）蔣又記「俄共力謀與我接近，以本月更為積極，故對此深思熟慮，以本月為甚。如其果有所就，以達我光復大陸之目的，及為否極泰來之機乎。」可是，蔣介石與蘇俄交涉五十年，經驗很不愉快「過去所受之經驗苦痛，又使人不寒而慄也。」但他與美國打交道的經驗也好不到哪裡去，「自始信賴美國為有正義公理之盟主，至今已二十七年。不僅國破家亡，人民塗炭，而且先人墓骨被毀，個人蒙受舉世侮辱，而以被美欺詐賣弄不知其極。此乃國、家、身世有史以來未有之恥辱，若不再醒悟興起，痛下決心，則光復無望，終成為美國之門犬，其將何以對國、對民與對先人在天之靈也。」所以，他決心「自今開始，對美絕望，決另起爐灶，以圖自救與自立，尚不為過晚乎！」（10月19日）可見，蔣介石因為對美絕望，決定與蘇俄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