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個重要國際金融中心，但由於ＧＤＰ不斷被中國城市超越，占中國ＧＤＰ總值從回歸時的二十幾個百分點下降到二％左右，在現在中國宣傳媒體筆下已被貶為一個「靠中國出手搭救」的可憐蟲，只有中國的大灣區才能救香港。
同樣，以往被讚揚的香港賴以成功的制度優點，都變成阻礙香港發展的缺點。比如中國媒體以前經常稱讚香港的法治，尤其是政府也需要守法；認同立法會對政府有一定制衡作用的重要性。但現在中國要求香港「三權合作」，認為法院和立法會要為「行政主導」服務。
沿用這種思維方式，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把經濟因素視為香港動亂的深層次問題，認為只要香港經濟好了，青年有房住，香港就萬事大吉。這樣當然難以理解，在已經享受過短暫民主和長期自由，而且一直有「免於恐懼自由」的香港人，能保有這種生活方式的願望，才是這次事件最根本的原因。
友邦經濟成長不是中國制度之功
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壯大，中國不可避免地走上擴大世界影響力的道路，也就是廣義的對外擴張。這裡說的「對外擴張」更多是經濟意義上的，當然也伴隨擴大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勢力。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就是透過經濟擴張帶動政治軍事擴張的代表作。中國在一帶一路中，也極力輸出自己的經濟至上論：
第一，中國理論強調經濟至上，也極力說服對方，中國的動機完全是經濟性的，是幫助這些國家發展，不存在政治上附加的要求。
初聽之下，中國不像西方國家那樣諸多要求，沿線國家減少了政治方面的憂慮。這完全忽視中國未來利用經濟上的關聯度，影響該國內政外交的可能。關聯度愈大，就愈能被中國影響。
新疆維吾爾人與土耳其同文同種，在二○一八年前，土耳其經常批評中國的新疆政策；然而，在一八年中國大規模援助土耳其之後，土耳其再沒有對新疆發聲。
第二，一些國家開始相信，採用中國的制度就能像中國一樣帶來經濟發展。這在非洲一些國家特別明顯。這些國家確實經濟有了起色，但歸根究柢，還是中國在這些「聽話」國家持續投資之故，和中國推行的制度沒有什麼關係。
這種投資會帶來債務陷阱，比如斯里蘭卡不得不把港口租借給中國抵債。而且投資拉動型經濟嚴重依賴投資的持續，當中國投資放緩之後，這些國家成長也隨之停滯，前期過度投資的惡果反而更大。
第三，經濟至上論讓中國認為一切的問題都可以透過經濟發展解決。在香港如此斷錯症、下錯藥，在外國也不免如此。
比如在緬甸羅興亞人與政府衝突中，西方國家和東南亞鄰國都強調，緬甸政府應該停止民族歧視政策、停止壓迫羅興亞人，讓流亡的人早日回國。做為鄰國和對緬甸影響力最大的國家，中國提出的方案則是要經濟發展。即使中國方案是真心想解決問題，但也未免令人啼笑皆非。
第四，經濟至上論實際上是一種實用主義。為了經濟利益和附帶的政治利益，中國沒有在一些明顯違反國際法的情況盡大國的責任，為正義發聲。
近期最明顯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親自指使人在沙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用殘酷的手段殺害了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這種做法明顯違反最基本的人道主義。整個西方世界以及很多開發中國家都至少對沙國提出抗議。即使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明顯偏袒沙國王儲，也不得不裝模作樣地指責一番。
經濟至上論受中美貿易戰挑戰
然而，中國官媒雖然大肆指責美國雙重標準，卻幾乎沒有指責過王儲穆罕默德。中國政府反而趁著川普在媒體和政客壓力下不得不和沙國保持距離的機會，乘機拉攏沙國。這也讓穆罕默德有了和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最終美國因中國因素不得不在此事上和沙國妥協。
在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下，中國經濟受到嚴峻的下行壓力，經濟至上論是否會面臨挑戰，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