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台灣當年的民主化，香港《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載明，立法會根據「實際情況」與「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產生。這其實提供中共政府一個跟台灣增額選舉同樣的機會，與建制派聯手主導漸進的選舉改革，繼續掌握實質支配權，並創造港人治港的權力正當性。但是當港人不耐普選苦候不至而累積不滿，加上「送中條例」點燃反抗火種，習政府選擇了直接的「以暴制亂」。
以暴制亂的策略，是希望用肉體與心理的痛苦嚇退「和理非」，然後抓捕少數被孤立的勇武派，從而震懾全港。但是當系統性暴力不被大多數人所認可時，不斷升級的暴力就成為名副其實的暴政，其結果是將多數的和理非轉化成勇武。
十年前港人還歡慶祖國舉辦京奧，汶川地震時也慷慨解囊，但如今年輕人則帶著遺書上街頭，「香港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劃清界限，其實是習近平侵略性卻又早熟的中國夢所培養出來的結果。
對中國經濟稍微深入探究都可以理解，中國的經濟成長率是建立在中央政府高度的金融擴張，也就是用壟斷的財稅與金融系統，支援央企來拉動國內經濟，並以補貼進行國外產業競爭。這種策略的結果，是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例在二○○八年之後節節升高。
「時代革命」開啟的是什麼時代？
一九九○年代日本泡沫化與美國次貸危機，債務占ＧＤＰ比例大約都在兩倍左右；但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保守估計，中國目前已經超過三倍，整個中國的信用與經濟系統，其實是處於敏感而緊繃的狀況。
在這個「黑天鵝」與「灰犀牛」並舉的關鍵時刻，習近平還對香港獨立關稅領域下重手，套用毛澤東「自力更生」的口號；準此而言，香港人的「攬炒」，具有啟動世界體系下個階段改變的世界史意義。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兼東南亞中心主任。本文原刊《新新聞》1702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