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五年，日本明治十八年。在三月十六日這天，東京出版的政論新聞《時事新報》上，刊載了一篇沒有署名的社論，題為〈脫亞論〉。文章提出，日本要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要拒絕與中國（支那）、朝鮮這樣愚昧落後的「惡鄰」為伍。
這篇文章在今天廣為人知，一般認為其作者是維新思想家福澤諭吉。不過關於這點，學界還有爭議。更重要的是，和我們的想像相反，它發表後影響甚微：直到一九三三年收錄於《續福澤全集》，它再沒被人提起過。日本學者重新發現〈脫亞論〉，並且把這篇兩千四百字的小文和近代日本的國家走向相互印證，是在二戰結束後的二十世紀五○年代。而它成為討論焦點，被普遍認定為日本走向近代、走向殖民侵略的先聲，更晚至二十世紀六○年代。儘管文章被長期遺忘，但因「脫亞」二字形象地概括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某種心路歷程，所以在沉睡近百年後幽靈般甦醒。它迅速成了一個符號，象徵一個國家（日本）對其所置身的共同體（亞細亞，或者東亞）曾經的態度。而對〈脫亞論〉的重新「發現」和討論，則表現了一種特定時空中的歷史思考。
二○一五年，中國高調紀念了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此時距〈脫亞論〉發表，正好是一百三十年。東亞近現代諸多轉折性事件，在二○一五年都是整年紀念：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一百二十周年，日俄戰爭結束一百一十周年，以及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它們分別標誌著東亞傳統宗藩體系的崩潰、日本確立東亞霸權，以及此霸權的終結。對這幾件事情的記憶，可以串聯起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東亞歷史。那麼，我們對於自己所處身的國家和區域在這一百三十年來的際遇，應該有怎樣的理解呢？
我想從「脫亞」的「亞」字說開去，先看看我們和這個「亞」，或者具體說是「東亞世界」，是怎樣一種連結。為什麼我們是「東亞」？「東亞」對我們又意味著什麼？
小時候學世界地理，都說世界有「七大洲」：亞、歐、非、大洋、南美、北美和南極洲。這看似是個客觀的自然地理描述，但是攤開一張世界地圖，疑問就來了：其他大洲都邊緣清晰、相對獨立，為什麼歐洲和亞洲明明屬於一個大陸板塊，卻被分成兩個「洲」？是，烏拉山脈、高加索山脈、黑海和土耳其海峽這些「天塹」，構成了歐亞的地貌分界，可第一，它們並不比喜馬拉雅山更有地理分隔意義；第二，也並未成為東西交往的屏障，怎麼就成了洲界呢？搞得今天「橫跨歐亞」的大國—俄羅斯和土耳其—很煩心，時不時糾結於自己姓「歐」還是姓「亞」。
所以，與其說「亞洲」是一個天然的地理單位，不如說是人為的認知單位（當然嚴格說起來，其他「洲」也是）。製造這個亞洲概念的，是它的鄰居—歐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