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春天，介民突然接到一封來自新加坡的航空信，寄信人是明珠的二姑的兒子，表弟黃重仁。怪異的是：信封上收信人的地址竟然是：「台灣空軍部薛介民收」。只能說台灣的郵政很有效率吧，信件送到了台北空軍總部，由空總的傳達室交到了介民手中。
黃姓表弟在信中報告福建家中、尤其是介民母親的近況，口氣顯然是仁民的；雖然所說有限，但這是介民自從五○年代初期台海兩岸封鎖之後，第一次得知家鄉老母親的訊息，當然非常激動。但他也不是沒有戒心的，便由八歲的兒子小龍執筆，以航空郵簡寫了一封回信給祖母，託黃姓表弟轉寄，同時告之以後來信請寄明珠工作所在的基隆市立醫院。
兩個月之後，黃姓表弟又來信了，這次附來老母親給孫子的信，談家事、談自己的情況。有了母親的親筆信，介民便也提筆回信了。
黃姓表弟第三次轉來家信時薛家還住基隆，這封信裡黃表弟只談自己新加坡家裡的瑣事。秋天，來了不尋常的第四封信。這封信裡只有仁民的親筆信，除了述說家中大小情形外，竟有「肖釗」兩字出現，而且是「肖釗夫婦」！不消說，「肖釗」就是林城的妻子鄭肖釗，寄信人必是覺得林城的名字太敏感，用「肖釗」就不會引起注意。信裡用仁民的口氣說：「肖釗夫婦問安你們，請把你們詳細地址告訴，有機會他們會叫朋友去看你們的小孩。」
介民、明珠不知道的是：林城已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由香港調回上海，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九年他在蘇聯進修，所以這年（一九五六）「肖釗夫婦」根本不可能跟仁民來往。可見命令仁民寫信的是另有單位，然而這點介民、明珠當然無從知曉。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福醫同學張元凱的幫助下，薛家搬進張醫師的「康德診所」對面巷子一間簡陋的租屋（長春路一二○巷二弄十號）。基隆台北之間奔波的人從介民換成了明珠——明珠仍在基隆市立醫院看門診，下午趕回台北在軍眷第二診所兼職半天；直到九月間才辭去基隆的職務，改成每天上午在台北市西邊的三重鎮華南織布廠醫務室擔任主任半天，下午仍在軍眷診所兼職。以當時台北的公共交通條件，明珠上下午分別在當時算是市郊的三重鎮和市內兼職，其辛苦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她有時還在「康德診所」兼任婦科和產科醫生，因為張元凱醫師只看內科和兒科。
（若干年後，她的長成為少年的兒子回到康德診所，還依稀記得診所後進的一個小間，正是小時候媽媽照顧病人的地方。其後他便在那裡住下——這是後話了。）
介民還是偶有文章投稿。《中央日報軍事週刊》刊登了一篇介民關於「米格十五」飛機的文章。
一九五七年夏，黃姓表弟又轉來一封仁民的信，內容談些家事。介民回信囑黃將信寄康德醫院吳珍玉（張元凱醫師的夫人、明珠二姑的好友）轉交，理由是：他們家白天沒人，而信件寄到醫院總會有人收，不易遺失；再者，吳女士小時跟「二姑」亦即黃表弟的母親是好友，代為轉信當然不成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