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院士發起在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十週年之際講讀中西經典,我相當贊同這個提議。日前他的文章中提到歐巴馬的演講,這使我想起另一位大演說家林肯。(註:「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是科技部的教育計畫,每年招收200名高中生進行14天的人文社會課程訓練,由各領域專家主持。迄今已舉辦了19屆。)
林肯正式的教育背景很淺,可是他的文章和演講卻極為動人,我認為他主要的精神及思想資源是不斷地精讀包括《聖經》在內的經典。這些經典深入他的精神層次,除了源源不斷地提供許多精彩的養分之外,也形成了一個規模、一個框架、一種內在的雄渾的氣氛與節奏,再加上他在適當的時候套引經典,使得他的演講及文字非常動人。
上一個世紀芝加哥大學阿德勒教授提倡閱讀偉大作品,這件事今天看來已經相當老舊,但是它的意義卻從未褪色。我個人深知討論經典閱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什麼可以成為經典以及如何閱讀經典,便可以從無數方面去談。這裡則只想試著回應一種質疑。
二00一年,當我在國科會人文處為了推動「經典譯注計畫」而舉辦一系列「西洋經典與現代人生」的講座時,因為報紙副刊的報導,曾經引起一些注意。有一位聽眾打電話到人文處:「都是一些過了時的書,何必這樣大張旗鼓?」這個質問促使我們思考何謂經典?經典是不是一部沒有錯誤、尚未過時的書?一部書之所以成為經典一定有許多原因:它的歷史影響巨大、它的內容歷久彌新,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及普遍的問題,它的詞采閃亮驚人,它的思路細密曲折,它的架構雄渾龐大等,不一而足。可是不容否認的,經典中的一部份內容,經過時代的淘洗,用現代人眼光看來已經錯誤或過時,為什麼人們仍然需要讀它?再者,經典是不動的,它如何與人類無限多樣的存在境遇、以及人類所關心的翻新出奇的問題發生關聯?
正如同一個點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處,那麼一本書的內容怎麼可能既是古代的、又永遠是當代的?「同時代感」一定是跟我們這個時代的「相似感」嗎?
三十年前,我曾似通不通地讀了神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的《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覺得他很想解答這個問題。這部書中反覆討論《聖經》如何關聯呼應(correlated)每一個時代?如何在不任意改動《聖經》的「訊息」下,關聯呼應每一個時代特殊的「境況」?如何形成一種既不是從「境況」中抽取答案,也不是過度被「訊息」的固定性所拘限,而對時代的迫切問題提出解答?田立克花了很大的力氣所提出的解答,應該只是人們親近經典的進路之一。
有的人每隔幾年就要讀一遍康德的三大《批判》,是想跟著他細密曲折的思路走一遍,像磨透鏡一樣。王國維可能是近代中國最早深入琢磨三大《批判》的人,到了後來,當他放棄哲學(他說哲學是「可信者不可愛,可愛者不可信」)之後,我們仍然可以在他的經史著作中看到康德思路的影子。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讀馬克思的小冊子《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馬克思形容這本書是在分析「為什麼一個有三千六百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包括路易.拿破崙 Louis-Napoleon Bonaparte〕偷襲而毫無抵抗地做了俘虜」),李維-史陀大概是要一次又一次親近那種從四面八方、一層又一層地解剖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崙政變事件的銳見。
在這一次有關經典的演講中,我所選的兩本書之一是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書中的部份內容在晚清以前是非常前衛、非常鋒利的,但是到今天恐怕早已成了芻狗,但是這本小冊子在歷史上曾經發揮無比的影響力,使它自然具有相當的分量,書中所提出的若干議題:君臣的角色、君臣的關係、讀書人在政治中的角色、輿論的問題、物質力量的配置應集中在中央或分散在各地等等一連串問題,現在看來仍有一定的新鮮感。即使其內容已經過時,身為讀者,我們仍想深入歷史脈絡,了解作者為什麼那樣說。古人說「誤書思之,亦有一適」,設身處地深入了解經典的每一部份,正是一種磨礪自己的工夫。
最近我偶然讀到一封前人的信,信中說日本的山本玄絳禪師在龍澤寺講經,說:「一切諸經,皆不過是敲門磚,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
這段話可以有非常多面的解釋。我則想藉它來說明在閱讀經典的過程中,讀者的角色與經典一樣重要。閱讀古往今來的經典,除了應當虔敬地學習它的道理、它的論題、它的詞采外,還要進行一種密切的對話。對話的對象可以是永恆的真理,也可能是其他的東西。無論如何,在與經典密切對話的過程中,讀者不斷地「生發」出對自己所關懷的問題具有新意義的東西來。經典之所以歷久不衰,往往是提供了對話與創造的豐富資源。閱讀經典一方面是要「照著講」,同時也要「接著講」(馮友蘭)。不管「照著講」或「接著講」,最後「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
*作者為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天才為何成群地來》(允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