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下文學的病因，就如俄國作家索忍尼辛所指出的：「絕口不談主要的真實，而這種真實，即使沒有文學，人們也早已洞若觀火。」那麼，索氏所說的「主要的真實」是什麼呢？毫無疑問，文學可以有各方面的真實，可以有個人的呢喃之語，但「主要的真實」，必須是因應複雜的社會歷史現實的，必須是有重量的，只有絕望的黑暗中，往道德良知的土壤下深入探索的作家才能找到。
而老村就是當今中國極為稀少的直面「主要的真實」的作家。他自我勉勵說：「總得要有人做些精緻的東西」在筆者看來，老村所要做的「精緻的東西」，除了別有韻味特色的語言和高超的寫作技巧之外，更涉及對歷史現實的一種反思和批判的態度，即將底層的真實還原出來，將罪人以文學方式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在中國至今沒有結束，因此，老村的這本奇異的小說，仍然是現實的寫照，是當代中國真正的文學呼吸。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所定義的：「每一種寫作，其實都是某種特定歷史和文化的洞察力的產品。」人們需要這種寫作，來清理、解釋自己所處的吊詭無序的世界。
鄉村文明遭「寇盜式的破壞」
《騷土》一開頭，文革伊始，瘸腿的季工作組進駐鄢崮村。此時鄉村千百年來的穩定結構已被摧毀，村民們已有過天翻地覆的閱歷，經歷了諸如國共內戰、土改鬥地主、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大饑荒等動盪與磨難，應該見怪不怪了。然而，季工作組的到來，仍然在閉塞麻木的鄉村引發了一場無事生非的喧鬧與畸變。
這個時常做夢被毛澤東接見的政治怪物，滿腦子「階級鬥爭」的季工作組，仿佛是一架永不停息的政治發動機。那土地早已充公、階級差別已消失的西北鄉村，在他的折騰之下，平地冒出一場又一場殘酷的「階級鬥爭」來。
一種若隱若現的沉重感，就從這荒誕調侃的描繪之中顯露出來。小說敘述的人物和故事，讓我們看到，極權在偏僻鄉村如何肆無忌憚，而人民又怎樣被迫地成為極權橫行的土壤。在鄢崮村，口口聲聲毛語錄的季工作組就是中共和毛的化身，在他面前，鄉村幹部一個個奴顏婢膝，村民們一個個點頭哈腰。
在老村深具反諷的筆調下，鄉民們不論聰慧狡黠，還是愚鈍呆傻，都具有千年專制下農民散沙般的特點，如原子化的個體。在被集體化剝奪了土地之後，不知政治權利為何物的鄉民，連自己的利益和方向也搞不清楚。他們渾渾噩噩地跟著季工作組的指揮棒轉，民眾和權力建立起一種人身依附的關係。即使處在狂熱的革命時代，鄉民們也不能不如螻蟻一般，卑賤無助且辛勞地活著。
當時混亂的鄉村文革也和城鎮一樣，首先拿讀書人來開刀，小學校的教書匠楊文彰第一個被抓出來批鬥，學校停課鬧革命。而後，鄉村在革命的名義下癲狂起來，欺騙和謊言傷害人們的心靈。動盪的時局給人性之惡展示機會，人們的私怨和宿仇開始發酵。此時，個體的行為就不再由他們自己的人格來決定，而被來自外界的權力意志所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