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耶克在一九六二年從芝加哥大學轉往西德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時，傅利曼發表的一個談話中提到，「海耶克這個人，最有意思的一點是……他成功跨越了兩個世界。今天在這裡齊聚一堂的人，都是受到海耶克影響或對海耶克有興趣的人，有些人是因為他在科學方面的著作，有些人則是因為他對一般大眾推廣理念的重要影響力。」這個說法大致上適用在傅利曼身上。
在傅利曼成熟的職業生涯期間，至少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清楚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從一九四六到七六年，他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經濟學教授。在這段時期的前二十年，他主要是做學研究的經濟學家。從一九六四年開始，由於他成為高華德的首席經濟顧問，而逐漸被學術圈外的一般大眾認識。在那之後不久，他在《新聞周刊》有一個固定專欄，這是他累積公眾知名度與影響力的重要來源。
傅利曼過世後，克魯曼在一個評論中讚揚他：
他在理念宣傳與普及方面的成就，部分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當之無愧、學問淵博的經濟理論學家，但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作為專業的經濟學家時，他的著作非常嚴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時，他的政策宣言邏輯就比較鬆散，有時候還是有問題的。雖然傅利曼的學術著作普遍受到專業經濟學家推崇，但他的政策宣言，特別是他的通俗化說法，則引起比較矛盾的感受。
傑出的經濟思想史學家華倫‧薩繆爾（Warren Samuels）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傅利曼的專業著作與政策宣導非常不同。薩繆爾在評論傅利曼夫婦回憶錄時寫道，「傅利曼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經濟理論家。但是，他在政治上對經濟事務的思考，就沒有那麼嚴謹……這本回憶錄呈現兩個非常不一樣的傅利曼：嚴謹的經濟科學家傅利曼，以及激進分子與不大嚴謹、有點意識形態傾向的『自由市場』、『有限政府』與『自由企業』大祭司傅利曼。」
挪威經濟學家艾格納‧山默（Agnar Sandmo）贊同這個觀點，「把傅利曼的學術研究人員與某個意識形態發言人的身分區分清楚，是很吸引人的一件事。」山默接著說，在傅利曼的專業領域，例如貨幣理論，「他的政策建議背後的實證基礎，就堅強很多。和其他更普遍流傳的政策領域比起來，他的貨幣理論有理論模型與實證研究支撐。」
傅利曼在自己回憶錄序文結束時提到，「我的主業一直是專業經濟學……副業一直是公共政策。」他寫道，「一般大眾最知道的是我對公共政策的參與，以及羅絲和我有關公共政策與政治哲學的文章。但這些一直都是我的副業，不是主業……公共政策一直是我的兼差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