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利曼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第一次重要嘗試，是在一九六二年出版《資本主義與自由》。一九五○年代末期，沃爾克基金會辦了一系列研討會，根據他在研討會的演講，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資本主義與自由》是最可能進入古典自由主義哲學偉大著作神殿的一本書。這本書很明顯延續了穆勒《論自由》的精神。在《資本主義與自由》，傅利曼認為，「對於自由人（free man）來說，國家是個人的集合，位階不在個人之上。」效用主義創始人，也是穆勒的知識教父邊沁指出，「在道德領域的措辭中，社群利益是最普遍的表達方式……社群其實是一個由個人組成的虛構體，這些個人就是它的成員。那麼，社群利益是什麼呢？就是組成社群的不同個人利益的總和。」
個人主義是穆勒與傅利曼政治與經濟哲學的核心。傅利曼說，「自由主義哲學的核心是相信個人的尊嚴。」穆勒在《論自由》書中表示，「對於他自己，他自己的身體與心靈，個人就是最高的主權。」傅利曼和穆勒一樣強調天才的重要性，並主張歷史上的豐功偉業都是「各別天才的產物」。穆勒則說，「我因此堅定地認為天才的重要性。」
傅利曼把當代古典自由主義與效用主義傳統，以及追隨邊沁的信徒英國哲學激進派，明確地連結在一起，「由於意識到個人主義的固有威脅，哲學激進派的知識後代，包括戴西（A.V. Dicey）、米塞斯、海耶克與西蒙斯，在這裡只代表性提出幾個人的名字，他們都擔心，一股持續朝向中央控制經濟活動的風潮，會走上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分析得非常敏銳的過程。」
傅利曼的一般古典自由主義哲學，是永恆問題的一個偉大宣言。由於他對經濟學的重大貢獻，他的一般自由哲學，因此沒有問題。他後期的某些公共政策建議，包括對政府的厭惡，以及討論聯邦政府預算時，他認為赤字不重要的看法，才開始出現問題。
一九六○年代中期與後期，他開始出現在美國與國際舞台上。由於他在一九五一年得到約翰‧貝茲‧克拉克獎，因此他在學術圈一直非常有名。在當時，這是美國經濟學會每兩年頒一次的獎項，對象是四十歲以下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出現在芝加哥大學全國圓桌廣播計畫中，慢慢地開始針對一般大眾寫文章，並在全美各地為學生與一般大眾演講。
納許指出，「自由社會的保守主義到了一九六○年代，需要一個新鮮的實用說法。對這股風潮來說，很幸運的是，由於才華洋溢的經濟學家傅利曼，以及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崛起，這個需求很快就得到滿足。」納許寫道，「《資本主義與自由》的出版，以及傅利曼以保守主義傑出經濟學家的身分出現，是戰後右派發展中一個重要里程碑……一九六○年代結束的時候，他可能是美國最受尊重、最呼風喚雨的保守主義學者，也是少數擁有國際聲望的人。」雷德指出，傅利曼著作的優點之一是「對自由主義的方案，提出特定、可以驗證的選項。」雷德指出，「芝加哥學派在這時期的了不起成就是在科學研究，以及提出政治保守主義的論述，都能發揮領導作用。」
之前提過，傅利曼是反對政府的重要人物，雖然這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作用。比起其他的公共知識分子，他一直在國際上持續推動新自由主義風潮，並在一九八○年代期間，美國的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與英國的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選上並組成政府時，達到巔峰。在這段期間，美國在國內進行改革，國際上則遇到共產主義垮台。
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在不預期下忽然崩潰，正好驗證芝加哥自由市場的立場。這並不是說，如果社會主義是可行的，就會是大家想要的制度；問題在於，社會主義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制度。這並不是說，人類沒有具備運作社會主義必要的優點，而是人類並沒有運作社會主義的知識。價格、獲利與私有財產，是克服因勞動專業化產生的知識分工，所必須的基本制度。可以說，傅利曼與海耶克把社會主義的問題，從道德的問題，轉變成實際的問題。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的《自由的選擇：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演變史》，作者為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SB）經濟系教授，教授經濟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