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過去我們長期沉溺於「亞洲四小龍」的稱號，習於以自己的經濟發展成就為豪。其實中華民國迄今的民主法治發展成果，遠比經濟發展成就更為重要；因為要讓國家富起來不算特別難，現今亞洲各國大都也逐步走上富有之途。真正困難的是除了溫飽之外，還要能夠進一步建構民主法治社會。而民主法治價值與其理念的滋長、宣揚與實踐，就像所有的知識、價值與文明的生成與傳承一樣，都必須要以學術自由為前提。只有在不論是國家政治權力部門還是社會部門，二者都能對學術自由抱持尊重的態度，經濟與民主法治才有可能二者皆逐步發展起來。然而，企圖影響或甚至是抑制學術自由的力量始終存在，且此股力量的消長往往決定了國家社會整體的榮枯。
一、學術、文明與大學
學術研究活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也是締造文明與促使文明演進的推手。沒有學術研究自由，知識無法滋長，文明無法演進。中古歐洲近千年的宗教控制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學術發展，例如因宗教因素禁止人體解剖而阻礙醫學進步，就是最好的例子。反之，在逐步解除宗教桎梏之後，歐洲開始蓬勃發展，以極快的速度推動文明演進，並主宰全球事務數百年，迄今不墜。歐美國家之所以能引領文明發展，正是因其能締造一個學術得以蓬勃發展的自由空間，使得這些國家能產生思想並擁有知識，進而擁有了宰制全球的力量。
除了自由的發展空間之外，學術研究還要有基本的經濟條件與社會條件為其前提。先就經濟條件而言，其實就是兩種經費：一是研究者自己生存所需之經費，一是研究工作所需之經費，也就是包括器材、設備與人力等各類經費。作為思想家，或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研究所需之經費相對較小；但若是科學家，往往研究所需之各類經費極為龐大，遠非個人所能承擔。包括大學在內的各類學術研究機構的設置，將學術研究從原本是「個人化」與「非制度化」的情境，轉變為「機構化」與「制度化」，此與科學研究所需之經費龐大密切相關。再就社會條件而言，思想的散播與知識的運用，需要存在公共論壇（精神與意見市場）與自由經濟市場（物質市場）等兩種市場。公共論壇作為思想散布與意見交流的精神平臺，讓分享、辯論、批判與對話成為可能。如此得以產生思想與知識，促進文明演進，讓人們得以更接近事實與真理。自由經濟市場則是一個開放的競爭環境，讓各類知識的運用得以在自由競爭市場上檢驗，市場的回饋既是研究者努力之報償，同時也能引導研究的更新與深化。
在另一方面，因為學術研究能產生知識，而取得與掌握知識就是掌握力量。若是能夠成立研究與教育機構，其既可掌控思想與知識，亦能聚集研究者與培訓菁英；此自然成為各方勢力所高度關注之事項。西方之「大學」正是在此背景下，先由宗教勢力所設立，希望透過神學研究統一天主教之思想與教義，並且透過教會所設置之學校傳遞教會的官方思想。歐洲中世紀大學之設置，往往需要取得羅馬教會之特許，同時也要得到大學所在國之國王的認可。國王認可的內容，就是承認大學在王國之內享有獨立自主的特殊地位，不受王權直接管理統治。在教會的羽翼下，大學不受世俗權力（即王權）所管轄，但其用於對抗王權的獨立自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亦得以排除教會的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