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當兩岸在彼此政治關係定位上，分歧迅速擴大之際，矛盾的是，兩岸對內治理的語言與實踐，日趨一致。擴大的分歧遮掩了治理風格出現同一方向的內捲，而治理的內捲也讓大家都對彼此的分歧益加敏感。
兩岸迅速擴大彼此間的政治分歧，這在北京與台北都明顯感受--北京指控台北迄今不接受以一中為內涵的定位，台北則宣稱，對北京走回分化、打壓、威脅、恫嚇的老路絕不屈服。然後，台北強調自己維持現狀的善意不動搖，但北京眼中所看到的是，台北的言行幾乎都是在改變現狀。
這與雙方各自政治治理的情況有關。在台北看來，北京種種對抗性政策，無非是為了因應內部派系的壓力，實際上，台北自己一樣陷在壓制反對黨的亢奮中。執政以來，民進黨各方均不順利，無論是黨內或民間都不如預期般的團結對外，民進黨幾乎習慣性地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國民黨留下的包袱。
習近平雷厲風行的反貪腐，造成各部門各領域的領導紛紛落馬，台北習慣性地以政治鬥爭解讀，進而推測，習近平的反貪是為他本人的永久執政在鋪路。實際上，這猶如是台北的自況，執政的民進黨以政治手段，對國民黨黨產進行清算，甚至並擴及各部門有任期制的獨立或專業位置，巧取豪奪，並不收斂。
兩岸對抗成了台北高層要求團結的正當性基礎，即使理當不受政治影響的司法，都不能免於染指，以至於司法院高層在新政府組成之初，就主動讓出職位。立法院且通過黨產條例，自願授予行政部門統攬司法權。金融界、學界、基金會更是草木皆兵，望風披靡。三權集中，寧非習近平的永久執政之路？
權力集中之後，一山不容二虎的邏輯自然而然接踵而來，兩岸皆然。反對勢力稍有風吹草動，立刻引發兩種看似相反的情感。一種是反撲復辟的陰影襲上心頭，這多少反映了底氣不夠足，自信不夠強的心理。另一種是對困獸猶鬥者的不屑，挾帶了要好好教訓之的故意，乃超越正當程序展示威風。
時而自信，時而陰影的這種心態，與面對兩岸關係的表現息息相關。台北愈是整肅政敵，清算文化，愈是給對方一種破壞現狀的懷疑，而高層挺住台獨的壓力，不進一步邁向獨立建國，就成其為最大善意的體現。如此善意得不到基本教義派的欣賞，就只能續以整肅、清算的姿態勉強滿足他們，如此惡性循環。
基本教義派中，不乏生事謀權的算計之輩，因而提醒台北高層應同病相憐，聯想北京不也是面對政敵故意用兩岸做話題，所以才被迫擺出迫咄咄逼人的姿態？這恐怕是過度自我中心的設想。在北京，用兩岸問題給習近平難堪的做法，最後只會弄巧成拙，反而給他更大權力，反對派諒不至於走險至此。
北京近年風聲鶴唳，恐怕更是因為對歐美意識形態的鬥爭需要，以及國內反對勢力拉攏歐美所致，他們解構民族主義的喧囂唯恐不及，豈有給習近平製造機會之理？而習近平在為大局負責的險局中，更不至於縱容網民武統台灣來強迫自己升高美中衝突。可見，挑動台獨的不是他的黨羽，也不是他的反對派。
台北既要因應基本教義派的逼宮，又要因應美、日反華勢力的無度索求，只能以國民黨或虛構統派稻草人，作為轉移壓力的渠道。結果，用來區隔兩岸的所謂民主自由體制遭池魚之殃，而必須將一部分國人塑造為異己，不受民主自由體制保障，才勉為因應台獨的願望，但竟把這樣的心態投射到習近平身上。
現在，台北對公共事務的治理，已經內捲在找尋替罪羔羊的模式裡，替罪羔羊無所不在地影射北京對台灣的干預，這和北京內捲在西方思潮水銀瀉地的歷史軌道上，台灣問題隨時可為反華勢力相中的形勢，兩相結合，兩岸都採取整肅內部的手段，而一般性的治理問題經不起無厘頭的政治化，紛紛失焦。
在兩岸民間的政治共識是，現在不要捋虎鬚--在台灣不要惹台獨，在大陸不要招西方。兩岸領導仰賴政治正確的治理習性已無限接近，對彼此的憤恨卻也加速上升，他們相互指控、相互揭露、相互誤解所反映的是，自我指控、自我揭露、自我誤解，以及外界對他們的完全誤判。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