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幾百人在她面前，齊聲共吟《我的祖國》這首紅歌時，其實毫無「打臉」的意味。龍應台算不上遇到「尷尬」，還帶頭鼓掌，然後優雅地「跳過去」了。這首帶有愛國、甚或民族主義的歌曲，在信奉自由主義，龍的心目中，即使算不上「壞歌」，但也應該只是一首「洗腦」歌。
從「一首歌事件」來看，兩岸間最根本的差異，是個人與集體主義，自由、鄉土與愛國、民族主義的巨大反差。所以再多的交流，也無法拉近彼此的距離，而且會造成許多矛盾與價值衝突。
曾經，在大陸許多知識分子和文藝青年的心中，龍應台有着如「神」般的偶像光環。雖然至今在彼岸還有不少死忠的粉絲，但近年來她的光彩也開始變得突兀和暗淡。
在香港「一首歌事件」發生之後，一位陸媒朋友寫了篇短文《致我們心目中的龍應台》，自我剖析爲何「取消」對龍應台的崇拜。這篇文章頗具代表性地解讀，龍是如何由「神」變人的過程。這位女記者在文章裏是這麼說的：
多年前在龍應台與李安的一次公開座談上，第一次看到她。「那天，她披着一條大紅的圍巾，一笑便露出兩顆可愛的小虎牙，眼神里閃爍着智慧的光芒」。女記者在台下「仰望她，心潮澎湃。」
那時，《大江大海》剛剛問世，女記者從臺灣買了一箱帶回大陸，送給身邊的同好，對龍的「舔跪」就緣於《大江大海》。因爲她的爺爺是國民黨員，1949，於她的家族她的父親，有着同樣不可磨滅的傷痛。
「當我把《大江大海》送給我父親的時候，他激動不已，馬上戴起老花鏡，坐在冬日的暖陽下，仔細閱讀。」這是真切的一幕，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感受，拉近兩岸文化人的距離。也讓女記者五體投地地崇拜。
後來，在龍應台主持的大陸記者座談會上，又見到她，「我們離得那么近，被她身上的光芒閃瞎，我甚至不敢坐到更靠前的位置上」。不過，「走近偶像，也是在她走下神壇的那一刻」。女記者接着開始描述如何「受傷」的感受。
「比如，她在香港大學的演講，在傾聽《我的祖國》的時候。那樣的表情，更多的是一種尷尬。……祖國之於她，是什么樣的一種概念？」
「是《大江大海》裏的1949？還是近鄉情怯的台南？又或是融合海洋文化的台北？她所知道的祖國，她所理解的大陸，肯定和我們不一樣。然后，我理解了龍應台的尷尬。她不是神，她只是人，她所見的，決定了她的格局……」
真的有這麼嚴重嗎？不妨回放一下「一首歌事件」的場景。
日前，在香港由當地電臺舉辦一場演講活動，邀請龍應台主講，演講的主題是《一首歌,一個時代》。800多位香港各大學的師生擠滿會場，據說一半以上是大陸學生，她的人氣在大陸依然高懸不墜。整場演講相當完美，充滿龍應台特有的文藝、諄諄善誘的氣息和風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