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5年，習近平已經掌權13年，中國在國內外環境中面臨著全新的挑戰。伴隨著俄烏戰爭逐漸接近尾聲，地緣政治格局重新洗牌，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再次當選以及其可能對全球戰略的深遠影響，也為國際環境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同時，中國內部持續面對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壓力增加及地方債務惡化的多重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或許可以將2025年視為「後習近平時代」的開端——這並不僅僅是時間上的界定，而是一個政策方向及國際環境深刻調整的關鍵時期。習近平在其執政的前十多年中，通過強化個人權力，試圖推動「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但當內外因素的壓力持續加劇時，後習近平時代下兩岸關係，將有什麼核心變數與未來挑戰。
習近平自2012年上任中國國家主席，接掌中共政權黨、政、軍大權以來，以其高度集中的權力和明確的政治目標，推動了中國在國內與國際舞台上的重大轉變。
在《風傳媒》發表的《韋安觀點》多篇專欄中，多年來對習近平的政策與行動進行了系統性的研究，結合習近平個人主觀意志、中國實質國力的增長變化以及中美關係的潛在變數，全面探討在習主觀意圖未變，但客觀情勢不斷調整的背景下，兩岸關係與國際局勢可能的演化軌跡。
以下是基於這些觀察的回顧與總結。
一、權力集中的「習時代」：個人主義統治的興起
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正式開啟了他的「習時代」，全面鞏固了權力，並確立了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核心的治國理念。
筆者在當時即曾指出，這是一場針對中共政治架構的深度重塑，權力集中化和對個人崇拜的塑造成為主要特徵。
這種高度集中的領導模式為政策執行提供了穩定性，但也削弱了內部的監督與制衡，導致政策失誤的風險加劇。同時，習近平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推動反腐運動，試圖通過鞏固黨內紀律來穩固其權威。《韋安觀點》當時認為，這種「由上而下」的集權方式可能短期內增強領導效能，但長期可能削弱地方與基層的活力。
對於台灣而言，這種權力集中讓兩岸關係的對話空間進一步壓縮，習近平的對台政策變得更加主動且具壓迫性。
二、修憲與個人權力的制度化：歷史使命的追求
2018年，中共修改《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標誌著中國政治體制的一次根本性轉變，也為習近平的長期執政鋪平了道路。
筆者當時即認為，這一舉措並非僅僅為了解決個人地位的問題，而是反映了習近平對「民族復興」和「兩岸統一」等歷史使命的高度執念。他希望將個人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並以制度化的方式延續其政策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