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昨，筆者所服務的大學舉行校務會議。
筆者不是校務委員，無緣參加。但筆者的同事，風傳媒的知名專欄作家，謝青龍教授是校務委員，有機會親臨現場。當日晚上，筆者從嘉義基督教醫院上完質性研究課程，搭火車校車回校時，順道去他的研究室拜訪。見他一臉喪氣和心情鬱悶。筆者決定留下來，臨時權充諮商師，聆聽他一吐怨氣，轉述校務會議流程中，如何強渡關山，以多數暴力通過諸多不利教師和學生權益的法案。
先說說校務會議的空間佈署吧！根據傅柯(Foucault)的觀察，現代社會的組織管理不再以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壓迫被管理者，取而代之的是，結構性的、隱微的暴力。其中之一，就是空間設計中所預設的權力關係。簡單說，本校校務會議的座位分佈，有校長、三位副校長坐在挑高的前排，高高在上地面對其他成員。對面的第一排必然是個行政或教學單位的一、二級主管。通常先安排行政主管，後安排教學主管。行政凌駕教學的態勢昭然若揭，最後，在後排或邊緣的位置上，則安排部分無行政職的教師和學生代表。整體空間的安排有非常明顯的階序，前後上下、核心邊陲，依位階高低入座。換言之，先不看會議內容，空間的形式，已經決定了誰的發言具有效力，誰將處於暫時性的失語狀態。一種看似沒有壞人的、看不見的權力框架早已限縮了不同階層的發言自由度。
當日，通過了許多事關教師或學生權益的法案，基本上大多是改惡現狀，甚至有違法之虞。然而，在空間權力結構的框限下，除了謝青龍教授一人，是的，就他一個人，會提出質疑和要求審議討論之外，其他人要不就是默不吭聲，再不就是趨炎附勢，應合長官的保守意見。
法案其中一條是將教師招生義務寫入聘約當中。換言之，如果教師因為種種原因(生病或出於主觀理念而反對招生)，就有可能因違反聘約而遭到解聘或不續聘。這是一個非常不友善的法案，謝青龍在規範性(應然)層次上表達了反對意見。也就是，表達該法案有違教師法和大學法精神，也違背教育部曾經針對不合理聘約所做過的函釋(這點容後再細述)。
正當謝青龍教授在規範性層次上提出質疑時，引出了一些一級主管的嘲諷，說他不懂現在大學經營的困難或校長招生的辛苦。也有二級主管系主任說，他/她不會隨便派老師去招生，請放心。或者有人說，連他認識的國立大學教授都去招生了，我們私校怎可不去招生。也有人說，這個法案備而不用，事實上學校不會讓老師因此而被解雇的，無須多慮。以上各級主管的回覆，要不就是犯了混淆事實性(facticity)和規範性(normativity)的討論層次，再不就是以少數特殊事實，來以偏概全地證成他的支持招生入聘書論述。雖然，我不反對招生，但誰適合或不適合招生，甚麼才是有效的招生方式，以及招生是否會影響在校學生的受教權等問題，都應該有所分析和覺察。更何況，教師的主觀自由意志也應該受到尊重才是。況且，每個老師的招生方式不同，不應該規定全部人都要出遠門、擔任業務員、進入高中招生。特別是有些票房毒藥(形像和口才極差者)，進入高中入班進行完全扣分的反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