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外放前的時空背景，正逢台美關係最為困難的情況。我外調華府，縱然不是「跳火坑」，也絕對是件苦差事。
國會組有成就感，政治組却常有挫折感
忙完了《八一七公報》的善後處理工作，我開始了各單位的實習，包含電務、出納、會計等。因為做個外交官，必須要精通十八般武藝及各種行政庶務，不是一般人想像中，整天周旋在衣香鬢影、觥籌交錯之中而已。我記得在會計處實習完畢、等待主管簽字時，該處幫辦（相當於副處長）馮冠武（馮寄台大使之父）在我實習簿上一邊簽字一邊含笑表示：「我相信你到美處（駐美代表處的簡稱）以後絕對不會承辦會計，我可以放心地簽字！」
當時的美處涵蓋：外交、經濟、國防、教育、農業、勞工等部專業人員，還有國安情治單位官員，彷彿一個「小內閣」。其中主要對美政府的聯繫工作，端賴「政治」與「國會」兩組。前者與美國行政部門打交道，後者聯絡國會參眾兩院。在我揣測未來去處之際，北美司的資深同仁私下向我表示：「你肯定會被分到這兩組之一；不過為了你好，最好別分到政治組。」
當時美國與中共建交後，主管外交事務的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對於美處並不友好。國務院在亞太局中將原來專責中華民國業務的「中國事務處」（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改為轄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該局另設「台灣協調組」（Taiwan Coordination Staff），處理斷交後的台灣業務，總共只有三個人。相對之下，中國事務處人員高達二、三十位，而且經費增加，兩者差距不可以道里計。美處政治組負責與國務院聯繫，就侷限於台灣協調組了。當時的華府氛圍，美國已結中共「新歡」，台灣雖然不若「棄婦」，但是政治組同仁要看國務院官員的眼色，也就不在話下了。
對照於美國行政部門的冷淡以對（Cold shoulders），美國國會當時對於台灣，可以說是雪中送炭；不但同情有加，而且常常仗義執言、拔刀相助。這可追溯到兩個原因：一、美國政治傳統上，國會與行政部門本就應該扮演「相互制衡」的角色；二、卡特民主黨政府倉促與台灣斷交，引起美國許多朝野人士的不滿，尤其以共和黨國會議員為最。
在這種情況下，美處國會組人員自然比較受到國會山莊（The Capitol Hill）的歡迎。當然，他們的工作也有辛苦的一面；例如要經常提供台灣發展現況資料、Update台美關係上所遭遇的問題、有時還要籌組國會代表團（包含參眾議員或助理）到台灣訪問等等。但是，因為沒有行政部門「一個中國」政策限制下的「硬道理」（例如不能自稱中華民國）及「潛規則」（例如不能進行辦公室拜會），做起事來比較得心應手。也就因此，當時一般認為，國會組的工作容易有成就感，而政治組的工作常常有挫折感，這也是北美司前輩私下好意「祝福」我最好別分到政治組的主要原因。
＊作者為資深外交官，前駐非洲史瓦濟蘭王國大使。二○一三年轉入民間企業，現任華航集團華夏航科國際（股）公司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把一手壞牌打好：一個台灣外交官的奮鬥心影錄》（聯合文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