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政策寬鬆期買房的人，或者是近來買房的有錢人，都已坐享房價飆升的紅利。但與此同時，「年輕人就是沒有房屋財富。」截至2013年，在35至44歲的人群中，一個排名第75百分位的人擁有的房屋淨值（經通貨膨脹調整後），與30年前同一排位的人相比還不到一半。
紐約和舊金山灣區等高收入大都市的房價飆升得尤其嚴重。因此，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千禧一代放棄了未來收入，定居在鹽湖城、博伊西市、愛達荷州和田納西州納許維爾等房價較低的地方。「人們搬到這些地方，主要是因為房子便宜，而不是這裡的生產力高。」格萊澤說。大城市裡，沒有大學文憑的人根本無力居住在有高薪服務業工作的區域。「1980年以前，窮人還會搬到高薪地區，」他說，而如今，「這種地方的窮人稀稀落落，看不到幾個。」
收入向格萊澤所說的「樹大根深」人群轉移，這種現象在福利計劃中最為明顯。「最初的醫療保險設計相對溫和，」他說。當初的政策受惠者年齡分佈相對年輕，治療範圍也有限，因此這項計劃在1966年開始實施時是可行的。「但現在這個體系變成了無論採取哪種治療方式，基本上都可以報銷。」該計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現已超過3%。年輕人「發現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很多這類福利」都「流向了年長的富人」。這些福利支出主要來自薪資稅，而薪資稅在低收入者的工資中佔據了過高比例。
納稅人還要為政府僱員的退休金繳納更多錢。「在城市層面，最令人震驚的事情是公共退休金計劃。」格萊澤說，「這是一個可以替晚年大幅積累薪酬的系統，到時可以長期領取大筆退休金。」1960年以來，由於政府僱用人數超過人口成長速度，公共債務不斷膨脹，現在每年各州和地方的退休金支出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5%。每一筆付給退休公車司機或教師的錢，可能都是犧牲年輕家庭的儲蓄換來的，或是犧牲小企業主對新的就業機會的投資所換來。
這片充滿機遇的土地，如何被阻止後來者向上流動的政策所淹沒？格萊澤引用《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作者、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提出的理論，「奧爾森對經濟興衰有這種看法，」格萊澤說，「一個成功、穩定的經濟會催生出這樣的利益集團，它們本質上會阻礙變革，保護自己的利益，斷絕一切創新的可能。」
奧爾森對不同地區和時代的先進社會做案例研究，展示這種趨勢。例如，「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所有的地方行會都合謀減少貿易。再比如，1970年代，柴契爾夫人還未上台時的英國，整個國家難以管制，工會的運作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改變。 」
